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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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少

中國商人憑其對地方情況的熟悉，透過行會將國外進「I　的商品傳送到各地銷售。洋行本來在各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行，但後來逐漸將業務集中在香港、［海等主要航運中心。在各中轉港口，中國商人成了國外船運公司的主要客戶，因為與國內船運相比，前者更為穩妥可靠。簡言之，條約體系也有利於中國資本家的發展，如當時不少買辦在通商口岸自辦公司就是最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英國等國的洋行於1865　年合併成為滙豐銀行，這標誌著士．海作為中國金融資本市場的崛起。滙豐銀行與許多外國銀行一道為中國商人及銀行提供貸款、為轉口貿易提供資金、承攬海外匯兌業務，甚至還自己發行鈔票。中國的國內資本大多流向各通商口岸，因為在那裡投資房地產生意較有保障，也符合當地發展工業生產的需要，同時加工產品、建設公共措施和居民住房或發展航運事業等等也都需要資金。中國與外國的良好合作關係吸引了國內的大量人才和資金。舉例來說，旗昌洋行向美國合夥人、在華洋商及中國的商人、買辦均攤資金，於1862　年開設了一條從上海到漢口的航線，採用美國的淺底外輪式輪船，每兩週一班，業務方面由美國人主管，同時也受到中國政府的支援。這標誌著長江輪船航運時代的到來。

1870　年以後，通商口岸經濟的繁榮為中國引進了大量資本和企業管理技術。如果條件合適、時間允許，中國可能會因此突破自給白足的發展模式而越過工業化程序中的瓶頸階段。但通商口岸的經濟活動只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因而難成氣候。當時日本的發展表明，工業現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而且應與其他領域一道全方位地進行現代化轉型。但中國（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這些必要的條件，既無明確的國家政治目標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無穩定的貨幣操作規範可循，加之政府領導無方，民族企業又先天不足難以自立，實現工業現代化仍然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

五、早期工業化程序中遇到的困難

在19　世紀剩下的30　年中，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步伐雖然不慢，但仍然落在了日本和西方國家的後面。中國的長江航運仿照美國密西西比河航運事業的做法，但並未像歐美國家一樣發展起鐵路運輸事業。當時日本已經開始在全國實現工業化，但在中國，工業化僅僅是在有數的兒個城市中得以實現。中國工業化發展滯後的原因頗為複雜，其中牽涉到思想、心理、社會、經濟、政治及管理等方面的諸多因素。

政府領導的無能

從日本的例項來看，若說不平等條約阻礙了中國工業化的程序，這個結論未免過於簡單，並不能真正說明問題。決策權操在當時清政府的手裡，只是由於政府的無能，通商口岸才得以發展起來並取代了政府的經濟作用。條約體制的侷限性是隨其發展逐漸形成的，後期出現的種種社會醜惡現象起初也絕不是不可避免的。簡言之，政府的無能是中國工業化程序滯後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無能主要表現在財政管理與政策制訂上。清朝的財政制度早已陳舊過時，仍然以農業稅收為基礎，各省完成朝廷規定的賦稅後，自留餘下的部分以維持本省的用度，更無預算、審計、中央的計劃與調控可言。1890　年左右，清政府列出的年度收人約為8900萬兩白銀，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上交朝廷，大部分都由各省自留自用了。不過，當時實際的賦稅收人可能是這個數字的三至五倍，由此可見，清政府無法統一調撥全國的財政收入。

由於封建官僚的反對，各省的工業化程序也受到了阻礙。當時在中國上層社會明視訊記憶體在著保守思想，如曾國藩對經濟的看法就是一個例子。1867　年曾氏厭惡地寫道，西方列強數百年來爭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賺中國人的錢；現代的輪船、火車和電話，如果由洋人和買辦操縱，必將危害國人的“民生”；儒家統治者必須維護“民生”，以防激起民憤。曾氏雖大力提倡洋務，但他對現代經濟發展卻一無所知。19　世紀末那些主張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推動中國工業化的程序而受到指責；但是在當年這些人卻因急於求變而遭到非議。對他們橫加指責的保守派人士，由於對外界一無所知而無法忍受中國的變革，可是他們卻未看到，儘管如此，中國還是越來越落在了別國的的後面。中國計程車大夫階級既不願接受進步（即求變）的思想，對於民族主義（即在承認平等基礎上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同樣是不屑一顧。滿清統治階級之所以表現出這種惰性，是為了維護其在權力結構中的既得利益，甚至進行現代化變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