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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自強”運動是防守性的，缺乏創造性，是迴避激進型現代化變革的一種保守妥協做法。1898 年的變法計劃儘管不無革命性的因素，但這些人自視為朝廷的忠心臣子，完全依賴“天子”進行改革。滿洲王公大臣們所支援的義和團運動，也只不過是歷史的重演，毫無意義。人們最終只能看到大清帝國統治的破產。在上以60年以前，大量的人才其實並未得到充分利用以進行真正的革命或改革。無人能對身邊的舊秩序進行大的變革。中國的變革力量十分薄弱，這與其說是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原因，還不如說是中國強大的社會秩序、政權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國文明的凝聚力和結構的穩定性從根本上阻礙了中國對西方的威脅儘快做出回應。中華帝國腐朽的舊格局一時並未崩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對外國的刺激異常麻木，也有一系列複雜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顯具有應變能力與實現現代化的能力。最籠統地講，我們認為日本早已具備了發展現代民族主義的基本因素。日本這個民族時刻準備著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奮鬥，而中國卻並非如此。透過這一粗略的概括，每個觀察者都可以在許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質層面而言，中國資源十分豐富，但只是透過傳統方式挖掘使用，並且很難以現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對於實現現代化必不可少的鐵等資源極為貧乏，但是日本人民幹勁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這一挑戰。中華帝國十分龐大，具有成為世界強國的潛力，但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延緩了中國做出反應。中華帝國在經濟上幾乎全部自給。戰略上，它如果不是無法打敗也是幾乎難以征服；而孤懸海外的日本縱能征服中國的眾多城市，也無法征服中國廣裹的內地。內地（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國還沒有接觸，這裡是傳統思想和受到舊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紳們不讀報紙，仍然埋頭攻讀經典，他們的精神思想幾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響。
然而，體制比物質條件更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產生了忠誠的幕府人員、商人資本家、愛國武士，這些人能共創一個民族國家以與其他民族國家競爭抗衡。中國則超然於這種競爭之上，有著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國的傳統體制非常穩定，透過精心調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學者和士紳以及無知的農民三個階層中都達成了均衡。在這個農業古主導地位的帝國裡，無論是商人資本家還是手工業者，海外商人還是國內的投資者、發明家，這些人都難以打破這種均衡。總之，中國人幾乎完全生活在以往歷史的陰影之中。這個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實就是他們對以往歷史的崇拜。虔誠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於對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對儒家經典也滿懷尊崇之情。統治者們也不能違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訓，政府在管理中最為重視先例，舊風俗也統治著社會經濟生活。甚至起義者都祈靈於前朝故史，所以他們無力進行真正的革命。中國本身偉大的歷史傳統和古代學術，依靠漢字的力量，在現實中仍束縛著人們的頭腦。這種向後看的自給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國領導者具有兩大特點。首先，他們所受的薰陶教育使之將注意力集中在本國的事務上，自然會甘願放棄理解外界事物並對此感到不屑一顧。他們為自已的文化感到驕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於是他們對“外夷”的思想不做反應。其次，由於中國領導人堅持國家的大一統，民族主義則不得其門而人。東亞大陸上的這個偉大帝國儘管以人口稠密的漢人地區為中心，但長期以來一直不得不兼顧中亞邊遠地區的民族，特別是草原上的遊牧部落和半遊牧部落，這些馬上民族在中國的內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對重要的力量。儘管某些中國歷史學家慣於對蒙古人和滿洲人征服中原的過程輕描淡寫，但這種征服仍然反映了中華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本質特徵。在異族透過征服漢人建立的王朝中，漢人和異族人共同進行管理的最佳典範就是清政府的統治。它對種族一民族情緒大力鎮壓；透過科舉制度，它又網羅了大批有才華的官員，這些官員從小所受的教育使他們對長官絕對服從，同時，為民請命式的官員也不受歡迎。後來各條約口岸辦報興起，傳教士辦學興盛一時，開始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觀察，而這時清政府仍實行高度精英化的統治，缺乏有關現代民族主義的象徵、語彙以及實踐。另外，由於這些士大夫官員自幼受到教導要效忠君王、洛守傳統，因此普遍缺乏為民族而求變的觀念，這樣就不可能產生現代化所需的堅強領導核心。清政府為了淡化政權中異族統治的色彩，曾大力網羅漢族知識分子以穩固其統治，但做得並不成功。
在這種很少為人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