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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比國家的愛更深，而“我”則追求一種更為博大的境界：“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冰心反對戰爭，反對那些發動戰亂、製造戰亂、利用戰亂謀取私利的軍閥，但是冰心對於普通計程車兵，卻總是充滿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龍橋去》，就彈出了她對軍人看法的基調。
她對有些報紙、雜誌把軍人描繪成獸性的、沉淪的、罪惡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與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對寫作這類文章的文人產生了不滿：“文學家啊！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她認為正是這類的文學家歪曲了軍人的形象，是他們“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群眾，銘刻在人們心裡。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目中，沒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冰心對離鄉背井的軍人充滿了同情，他認為正是好戰的軍閥，“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裡，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穿著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切聲中度生活。”
她對這些軍人不僅是充滿了同情，她對他們可以說是滿懷著敬意。她說：每逢看見穿著灰黃色軍服的人，就覺得親切，不僅是親切，而且還“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
在《到青龍橋去》中，她就描寫了七位凝重，溫柔，有教養，守紀律的軍人。這些軍人的神態、言語和行動，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讚美，以至於當她下了火車，登上了萬里長城之後，那七位軍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腦際縈繞，竟使她面對著雄偉壯麗的長城，也產生不出她平時最易產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著那七位軍人的平和而又莊重的語言，嚴肅而又溫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適溫暖的家庭裡，但是她對貧困、苦難的勞動人民，倒是充滿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寫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時，她還寫出了象《三兒》這樣的小說。
這是一篇極為短小的作品，借用現在流行的術語來說，也可稱為“小小說”。寫了一個名叫三兒的貧苦孩子，無辜喪命的故事。象三兒這樣生活在軍營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煙臺的大海旁邊曾經見到過，他們的境遇與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這個富裕人家的女兒，對他們還是表現出了極為友善的態度。三兒是個以揀拾破紙爛布為生的孩子，一天偶爾走過軍營的打靶場，為了揀拾幾個打過了的彈殼，多賣幾個錢，竟被一個打靶的下級軍官當場打死了。三兒的母親悲痛欲絕地要讓軍官償還兒子的命債，冷酷的軍官竟以三兒不認識牌子上寫的“閒人不得入內”的字眼為理由，反誣是孩子自己闖的禍。冰心這篇小說筆下的下級軍官，已與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畫的軍官形象有了明顯的不同，這是一個殘忍兇暴的傢伙，而她筆下的窮苦孩子三兒，倒是一個長著錚錚鐵骨的漢子，他在這樣小小的年紀，竟然能夠忍耐著巨大的傷痛，一面勸慰母親：“媽媽我們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個軍官只用二十塊錢就算了結了命債，孝順的三兒盡著自己最後的力氣，睜開了眼，把這用自己的性命換取來的二十元錢交給了母親：“媽媽給你錢”，就瞌然長逝了。
與三兒命運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說《最後的安息》裡的童養媳翠兒，這也是一個生長在城近郊區的農村苦孩子，她的厄運倒不象三兒那樣是來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來自沒有文化的兇惡婆婆的虐待與蹂躪。可憐這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們的毒打和燙傷，最後竟被打死了。不過冰心對這個翠兒，抱的主要是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小說中的另一個富裕人家的女兒惠姑，家境、性格、為人處世的態度，幾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誠地同情這個小女伴兒的命運，她勸父親把翠兒買下來，帶到城裡去。然而這種同情總帶著一點兒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對三兒那樣，同情之中，還帶著幾分讚美，幾分敬意。
在這類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作品中，發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報》上的《還鄉》，似乎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它不僅描寫了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