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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面的成就及影響，抵達日本之後，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學界的注意。這裡首先應該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的倉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為了向日本學生介紹中國“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品，在翻閱、查詢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冰心的小說《寂寞》，和散文《寄小讀者》，他認為這是必須介紹給日本讀者的文獻，因此就著手翻譯了出來。當他在1946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經來到了東京的訊息之後，便立刻去拜訪了冰心。他對這位雖然早已拜讀過作品，但卻第一次會面的中國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樣”，“在她熱情溫純的心底蘊含著清澈的智慧，當對方的要求還沒有完全講出時，她就已經儘量想方設法滿足你了”。①在這次會面時，倉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請她為東京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的學生講課。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吳文藻夫婦帶著小女兒，一塊兒到京都遊覽，倉石武四郎又邀請冰心，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為京都大學的學生作了一次講演。在此之前不久的1月6日，她還應慶應大學的《學生新聞》之約，寫了一封《給日本學生的一封公開信》，面對著這樣一個戰敗國裡的青年學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遠見，又有菩薩心腸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幾條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
①倉石武四郎：《〈如何鑑賞中國文學〉前言》
她對這個戰敗國的青年們說：“要承認世界上一切人類，是生來平等的，沒有任何民族，可自稱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個個平等的立場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東半球上望衡對宇的唇齒之邦——中日兩國的青年，更應該建立起開誠佈公，懇談互商的機會。除此之外，她還體貼在戰爭中死去了無數男性公民的日本國情，針對著日本當時女多男少的情況，把希望寄託於日本婦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張。她希望過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會，能夠承認兩性的平等，女人應和男子一樣，享受同樣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別是在當時的日本，女多於男，如果婦女仍舊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無知的狀況，如果不尊重婦女的人格和她們的言論與思想，那麼，日本就會遭受巨大的損失。這些見解，這些建議，對於一個戰敗國的青年來說，都是極為誠懇，充滿了善意的。
冰心在東京住了半年之後，1947年的6月返回祖國，先南京，後北京，參加了“國民參政會”會議，並看望了兩個大一點兒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園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時候，母校熱烈地歡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園的教授的孩子們，聽說《寄小讀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園，便成群結隊而來，想要看看這位瞭解他們、與他們有著共同語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6月16日抵達燕南園的，當天晚上，燕南園就有人請她吃飯，為她接風。席間，這些教授們談起了南方的學潮。冰心告訴大家，前幾天在南京，曾經參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幾位作家參加的茶會，大家談起學潮，覺得南京政府對待學生的態度，還不如對待漢奸。——漢奸在監獄裡，病了，把他們挪出來，送進醫院；可是學生受傷了，卻把他們從醫院裡抓進監牢。南京的軍警，用極其粗野的手段對付遊行請願的學生，對女學生尤多侮辱，使得許多旁觀的外國記者看了都為之憤憤不平。在上海，特務們大清早就闖進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著小衣服的女學生從被窩裡抓出來。冰心的敘述，使這些教授們的心變得沉重起來。除去南方的學潮之外，他們也談到了政治，談到了當時的“國民參政會”。冰心本人是這個參政會的參政員，但是，當她向這些教授朋友們說到參政會的時候，卻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剛剛參加過的1947年的這屆最糟。這時候，抗日戰爭雖然剛剛結束不久，而解放戰爭已經全面地鋪開。冰心坐在參政員席上，只覺得無從講話，便只好悶坐在那裡，寫下了不少打油詩。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參政員們，倒都有些熱心過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們就一個接一個地相繼站立起來，每人述說一段所謂的事實，然後就大聲疾呼，主張對共產黨下討伐令。冰心還向她的教授朋友們講述了這樣的一件事實：有一個女參政員竟然走到冰心旁邊，雙手扶著桌子，咄咄逼人地問不發言的冰心：你贊成和平嗎？冰心回答說：你這叫什麼話，豈有中國人不贊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參政員就說：要和平就得雙方進行，光是我們這邊要求停戰，也和平不了。冰心趕緊打住她，對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