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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不足為謀。
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之後，小組只剩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陳德榮五人。這一次分化使李大釗、張國燾深受教育，從此選擇發展的物件也有了一定標準。
北京大學有一批優秀的學生，五四運動之後，他們一直處於學生隊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講演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影。李大釗、張國燾認為這些青年人積極向上、思想進步，應是黨組織發展的主要物件。認識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黨組織成員的政治取向關係著黨組織的興衰。
不久，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等一批優秀青年陸續加入了黨的組織，使黨組織的各項工作開始逐漸步人正軌。
11月底，北京共產黨小組召開會議，決定將北京黨組織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會議推選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主編《勞動音》。
在李大釗領導下，北京共產黨支部開始有組織地進行活動。至黨的一大召開前，這個組織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方面，在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幫助各地建立黨、團組織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績，成為中共一大前活動十分出色的黨組織之一。
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後，把組織和領導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為此，李大釗、張國燾親自參加了青年團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學學生會辦公室，舉行了青年團成立大會。參加會議的有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羅章龍、劉仁靜、朱務善、黃日葵、李駿、楊人杞、範鴻劫、吳汝銘等40人，張國燾致開幕詞。會議推舉高君宇為青年團負責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大二院召開第四次大會。到會25人，有李大釗、羅章龍、張國燾、劉仁靜、高君宇、宋介、鄭振鐸、陳德榮等。此時，團員已發展到55人。在會上，李大釗提議，由於團的組織發展較快，團務日漸紛繁，必須建立團的領導機關，以便統一團的活動。會議遂選舉張國燾、高君宇、宋介及劉仁靜分別為書記及組織、教育、會計委員；李大釗、鄭振鐸為出版委員。
張國燾任青年團書記後，在李大釗的支援下，在推動團的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4月6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大第一院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決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項： （一）籌備五一節運動，動員廣大青年、工人遊行；（二）為籌備五一節運動，刊行一兩種宣傳小冊子，並廣泛動員團員們撰寫文稿；（三）討論委託團員分別擔任關於籌備工作的職務問題；（四）調查北京的平民學校與平民講演所的情況，並設法加強對其進行社會主義內容的思想教育；（五）領導印刷及其他行業工人，動員他們團結一致，展開與資本家的鬥爭；（六）為講演會做準備工作及加強社會主義宣傳。
4月24日下午，青年團在北大二院舉行第五次大會。出席大會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釗、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高君宇、宋介、諶小岑等。張國燾報告前三次執委會所議事宜及去天津、唐山開展工作的情況。會議討論了關於印刷及散發五一勞動節宣傳品問題。會議還宣讀了何孟雄來信，信中說在滿洲里有京、津、滬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轉解黑龍江陸軍監獄。為了營救被捕之人，李大釗當場捐出10元，張國燾、劉仁靜各捐出5元，其餘各捐1至3元不等。會議還決定成立五一運動委員會，由羅章龍等七人負責。
北京青年團在發展團員過程中，注意了廣泛性和群眾性，卻忽視了嚴格審查。他們不是個別吸收，而是通告開大會招收，結果，不僅馬克思主義者有之，而且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泛勞動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都參加其中，甚至還有個別北洋軍閥政府的特務分子也混了進來。以上有關青年團活動的情況，就是特務分子關謙給北洋政府步軍統領王懷慶的報告中所記載的。見《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頁。
為了純潔團的組織，1921年5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決定解散青年團。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組建。重建後的青年團在共產黨組織領導下，隊伍純潔、蓬勃向上，成為黨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領導青年團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