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燾愛上了這個姑娘。當五四運動快要結束時，張國燾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聲，不料卻遭到了姑娘嚴肅的拒絕。原因是什麼呢？一來“覺悟社”規定社員不能過早考慮個人問題，二來姑娘覺得張國燾思想狹隘，既不善於團結人，又沒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後來，張國燾曾奉李大釗之命給劉清揚寫信，要她到北京談話。那時，北京共產黨小組剛剛成立，成員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李大釗表示很希望劉清揚能成為其中的一員。但劉清揚為了避免張國燾的繼續糾纏，拒絕了李大釗的要求劉清揚： 《北京、天津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河北文史資料》第2輯。。這件事對張國燾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新的學期開始之後，張國燾辭去學生會的一切職務，準備重理學業，專心讀書。對這種急流勇退的選擇，張國燾的解釋是： 自己究竟不過22歲的青年，仍不願過分捲入政治活動的旋渦中去，應將主要精力用來完成大學學業，為以後的前程打下堅實的基礎。
人的一生面臨著多次選擇，而每一次選擇都有著無法否認和無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操縱著人們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抉擇。張國燾儘管接受了新思想，並在學生運動中忘我地奮鬥了一番，但他畢竟出身於官紳之家，從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興衰使他對“前程”二字有著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時興起的政治運動並沒有使他淡忘這一點，“學而優則仕”才是他腦子裡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準備放棄政治專心讀書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當時每一位熱血青年一樣，張國燾無論怎樣努力，也已無法回到過去那種閉門求學、不問國事的封閉的生活狀態之中。五四運動後，崇尚“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的各種新生活團體在各地青年中紛紛湧現，北京更是方興未艾。張國燾雖然強迫自己一心去上課，並由於對杜威、羅素幾位哲學家的講演十分欣賞轉而讀了哲學，但仍按捺不住“參與”意識的衝動和對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僅每星期參加一次平民講演團的演講活動，而且還加入了由鄧中夏等人組織的新生活試驗團體——曦園。
就在張國燾極力調整自己生活座標的時候，軍閥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動卻將他進一步推上了政治舞臺。
四 相約
1919年12月，一個寒冷的日子。
中午，張國燾正在曦園燒飯，忽然看見幾名警察直奔他房間。
在同學們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禍將至，情急之中，抓了幾把炭灰抹在臉上，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燒飯。
警察在屋裡查詢和翻騰了一陣之後一無所獲，便失望而去。
張國燾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動可能是對學生運動的報復。張國燾作為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張國燾不得不放棄重理學業的願望，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再次離京，逃到上海。
對於張國燾來說，此次上海之行，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階段。
在上海，張國燾生平第一次接觸到當時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頗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時事新報》的總編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張東蓀；戊戌變法的鉅子、剛剛旅歐歸來的梁啟超；國民黨要人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等。他還拜見過孫中山，與孫中山就三民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學生運動等問題，廣泛交換了看法。
由於張國燾與國民黨要人有所接觸的緣故，1920年3月初，他被聘為“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的總幹事，負責整理會務、發展組織等工作。這個協會的主要領導人是黃介民、曹亞伯，他們都是國民黨黨員。張國燾本欲在這項工作中大顯身手，以期將來有所造就，不料，到任之後所瞭解到的情況卻使他大失所望。
這個協會號稱有一萬會員，然而經過張國燾實際調查，所謂的會員只是僅僅見諸於名冊而已，實際上不過是這個工廠幾個人、那個工廠幾個人。而多數註冊會員只有姓名，竟不知其屬於哪個工廠，可以斷定，其中有許多人並不是工人。至於協會的主要業務，也僅僅是用上海工界的名義發表一些通電，表示支援國民黨的某項主張而已。協會的領導成員，都抱著得過且過的應付態度，對工作根本沒有興趣。準備大幹一場的張國燾，見此情景十分失望，只做了個掛名的總幹事。
今天，當我們對張國燾這段經歷進行評價時，不能僅僅看到他與研究系的張東蓀、梁啟超以及國民黨要人（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是反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