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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海、北京之後，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濟南、廣州、長沙、天津等地也出現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積極活動，有的地方也建立了黨的組織。並且，經過國內黨員的組織和聯絡，旅日、旅歐共產黨組織也先後成立。這一切都表明，在中國建立一個統一政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1921年初，維經斯基在離京返俄之前，曾建議李大釗應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迅速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然後加入共產國際，以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並進而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荷蘭人。1902年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到荷屬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組織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18年被驅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1921年4月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此後一直在中國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蘭。1927年脫離荷共。1929年建立託派組織革命民主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殺害。受共產國際委派來到中國。他同先期到達上海的尼柯爾斯基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他在4月動身來華前，同時接受了工會國際（1921年7月3日正式成為赤色職工國際）委託的任務，負責在中共一大上介紹剛剛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並協助開展工人運動。一起，與上海黨的負責人李達、李漢俊取得了聯絡，開始指導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事宜。
李達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分別寫信與正在廣州的陳獨秀和北京的李大釗商量後，決定7月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大會，由李達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
上海來信到北京時，正值北京大學暑假期間。北京黨組織的部分黨員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了個暑期補習班，為準備報考大學的學生補課。黨員們分別擔任了補習班的教學任務，鄧中夏教中文，劉仁靜教英文，張國燾教數學、物理等。他們接到上海的通知後，立即在補習班所在的地方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議。
據劉仁靜回憶： 選代表的那次會是認真的，氣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為什麼呢？因為在北京小組中，除了李大釗外，張國燾是另一個主要人物。北京小組的組織活動一般習慣於不驚動李大釗，所以張國燾就是日常工作的實際組織者、會議的主持人。再者，張國燾是北京小組的發起人之一，也是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他作為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當之無愧的。
在選第二個代表時，鄧中夏、羅章龍都曾是候選人。但鄧中夏將要代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會員出席7月在南京召開的會議，而羅章龍正主持《工人週刊》的籌備和創刊工作，所以他們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辭了。最後，確定劉仁靜作為第二位代表。
按說李大釗最有資格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但他當時正肩負著一項鬥爭任務，這就是從3月開始的北京國立專科以上八校教職員向北京政府進行的“索薪鬥爭”。李大釗先後擔任了這次鬥爭的領導機構——代表聯席會的新聞股幹事、索薪刊物《半週刊》編輯，並在該會主席馬敘倫生病期間代理主席職務，負責召集各校聯席會議，研究對策並籌劃一切。6月3日，當他率領八校教職員索薪團到新華門總統府請願時，遭到軍警的毆打，頭部被刺刀戳傷。他不顧頭上流著血，向群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使在場的人深受感動。索薪鬥爭至6月中旬結束後，又值學年終結，李大釗由於公務繁忙，所以很難抽身去上海。
從兩位代表產生的原因和經過可以看出：
（一） 雖然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還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必要的規章制度。透過選舉產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領導指派，這在當時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兩個代表是透過選舉產生的。
（二） 對中共一大的歷史意義認識不足。雖然當時各地已有了一些黨的組織，並開展了活動，但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力量分散且無統一協調的行動。因此即將在上海召開的會議不僅僅是對既成事實的一種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國最先進分子，統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並透過中國共產黨得到社會主義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支援，使中國革命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從這一點來說，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雖有各自不能參加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