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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發出種種宣言和訓令，攻擊和限制工農運動。
接連的打擊使共產黨方面處於極度混亂的狀態之中。在蘇聯，不贊成斯大林對華政策的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舌戰；在中國，國際代表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更是為如何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爭論不休；中共黨內堅持妥協退讓的一方與主張反擊的一方也互不相讓。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應付時局的策略。會上，張國燾主張採取進攻行動。會議根據羅易的提議，作出一項“為了準備進攻而實行策略性退卻”的決議，而張國燾的主張被作為決議的附件列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頁。。
此時，中共中央仍然對汪精衛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由羅易起草、陳獨秀簽名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指出： “在選擇道路上國民黨已無絲毫猶豫的餘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動軍閥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國民黨不可站在一個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頁。在陳獨秀看來，拉住汪精衛保全統一戰線的惟一辦法不是發文章、作決定，而是實實在在地向汪精衛讓步，限制工農運動。
中國革命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關頭。
這時，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武漢國民黨統治集團，都把希望寄託於同馮玉祥在河南勝利會師。
馮玉祥雖然曾經宣佈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合中共，並從1925年起接連不斷地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甚至親自去蘇聯學習、訪問，但仍不免帶有軍閥政客的投機習氣。蔣介石叛變後，武漢政府組織了第二期北伐，馮玉祥的國民軍也作了響應，驅逐了奉系軍閥在西北的勢力。當6月1日他的軍隊與武漢北伐軍在鄭州會師後，馮玉祥既想獨佔北方几省，又畏懼工農運動的迅猛開展，同時擔心寧漢一旦開戰，奉軍勢力必捲土重來，他的軍隊則首當其衝，孤立無援，所以他極力主張寧漢合流，共同對付奉魯軍閥，這樣，他的國民軍才可在西北立足。
北伐軍與馮玉祥部在河南會師後，馮玉祥向汪精衛發出了在鄭州會談的邀請。
鄭州會議正是馮玉祥策劃寧漢合流的一個步驟。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並不知道馮玉祥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他們興高采烈地認為： 這次會師鄭州為北伐戰爭開闢了一個新局面，國共關係的緊張程度也會因此而得到緩和。
6月6日，汪精衛一行應邀前去鄭州開會。
6月8日，張國燾主動要求前往鄭州查明會議情形，並表示希望影響鄭州會議朝著對共產黨有利的方面發展。在得到中共中央許可後，他當天便乘坐京漢鐵路總工會特備的專車奔赴鄭州。到達鄭州之後，他從中共河南省委領導人的口中瞭解到馮玉祥已傾向於南京的蔣介石，便覺情況不妙。但他並沒有徹底灰心，希望能夠扭轉局勢。
6月10日上午，張國燾找到汪精衛。汪精衛雖然客客氣氣地接待了他，但只說準備去車站接馮玉祥，並沒有要談下去的意思。昔日在一起尚能友好共事的兩個人，此時已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
張國燾沒有理會汪精衛的拒絕之意，他向汪精衛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爭取馮玉祥支援武漢政府，否則黨國的安危和他個人的前途不堪設想；二是武漢內部的國共關係、工農運動等問題，都可以經過協商來解決，中共保證全力支援武漢政府。
對於張國燾的一番話，汪精衛雖然饒有興趣地聽著，但又作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只是回答要與譚輳а擁熱松燙鋼�笤僮骶霾摺�
張國燾自知已無回天之力，便於11日匆匆趕回武漢，將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
此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還能有什麼辦法呢？他們與鮑羅廷商量的結果，是等鄭州會議情況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達之後，再作決定。
鄭州會議之後，汪精衛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國際代表卻要求中共繼續讓步，以期最後拉住汪精衛。6月下旬，武漢政府內反共空氣日趨濃烈，中共中央的領導們以及鮑羅廷、羅易等都有一種大禍將至的感覺。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會議一開始，陳獨秀即說： “我們面前有兩條路： 右的道路與‘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著放棄一切，‘左’的道路意味著採取激進行動。在這兩條道路上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