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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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佔據統治地位’的第一人。但我們這裡畢竟有力量（如果在中國可以說力量的話）。”《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頁。

8月20日，由張國燾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聯席會議。在談到成立國共黨際間會議以解決兩黨糾紛時，張國燾指出：　“我們有兩條出路：　（1）或者是在會上揭露國民黨不為群眾做任何事，並加強我們的陣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對中派。”但鮑羅廷卻認為：　“同左派達成協議並不意味著同中派作鬥爭，更不是向中派宣戰。目前我們是否能夠在同中派作鬥爭時把蔣介石隔離開，不打擊他。如果這意味著同蔣介石作鬥爭，那麼我反對向中派宣戰。”結果，張國燾也同意了這種觀點。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4、524—527頁。

9月上旬，張國燾從廣州回到了上海。

9月2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再次與遠東局成員舉行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由維經斯基和張國燾前往漢口。陳獨秀認為他們到漢口應向蔣介石表明中共在三個條件下支援蔣介石：　（1）讓汪精衛回來，但反對推翻蔣介石；（2）汪精衛應同蔣介石一起工作；（3）汪精衛不撤銷5月15日關於共產黨人的決議。維經斯基不同意這種蔣汪合作的方式，認為應將權力分為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廣州方面和前線方面，汪精衛應為國民黨中央主席，而蔣介石則掌握軍隊。張國燾說：　“為了防止國民黨中央過早發生分裂，應當將權力按地區來劃分：　江西和福建歸蔣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歸唐生智，而廣州和全黨歸汪精衛。”這一提議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②

9月23日，張國燾與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工會國際代表曼達良及青年共產國際代表福京一起去了漢口。從此至大革命失敗，他再也沒有回過上海。

北伐軍出師以後，在當地工農的全力支援下，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接連對吳佩孚的軍隊造成重創，迅速向北挺進。經過三個月的激戰，席捲了湖南、湖北兩省，於10月10日佔領了武漢三鎮。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的重大勝利，使原來持中立態度的軍閥孫傳芳十分震驚，他於8月底突然派重兵從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側翼進攻，企圖切斷北伐軍的後路，並解武昌之圍。北伐軍集中兵力對孫傳芳的主力進行打擊。至11月上旬，相繼佔領江西的九江和南昌。這時，孫傳芳在福建的部隊也遭到慘敗。到12月中旬，孫傳芳的勢力已在北伐軍的沉重打擊下一蹶不振。

為了走出廣州，在更寬廣的領域領導國民革命，廣州政府開始醞釀遷都武漢。對此，張國燾有著自己的看法，他於11月17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反對遷都武漢的理由。他認為，此舉會使政府的威信降低，而且會與唐生智發生衝突。此信轉到在南昌的國民革命軍軍事總顧問加倫手裡後，加倫專門於11月22日給張國燾寫信，對他的擔憂提出不同意見。《布留赫爾給張國燾的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頁。

這時，根據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的決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至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和中央黨部委員是分批行動的。為了使工作不致間斷，先期到達武昌的委員於12月13日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暫時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最高職權。中共中央根據這一情況，任命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負責指導湖北區委、發展工農勢力、團結國民黨左派、爭取北伐勝利；同時兼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的勢力和聲譽也在迅速擴張。這時，他的右派真實面目便漸漸顯露出來，大有尾大不掉之勢。國民黨中央內一些比較“左”傾的領導人，針對蔣介石日益膨脹的野心，積極主張恢復黨權，鞏固同共產黨的合作，迎接尚在歐洲的汪精衛回國，以起到抑制蔣介石的作用。

這時，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作用估計過高，非常害怕蔣介石一旦走上反動或趨於消極，就會使北伐戰線崩潰。為了保證北伐繼續進行，完成統一大業，他們主張對蔣介石遷就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