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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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錯誤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損失，不僅白區和城市工作受到摧殘，而且紅軍和蘇區工作也受到挫折，引起了廣大黨員幹部的不滿，他們紛紛要求糾正這一錯誤。

7月末，周恩來和瞿秋白從莫斯科動身回國，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於9月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開始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本來是在共產國際“左”傾路線指導下發生的，但由於李立三在處理與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的關係問題上方法不當，引起了莫斯科的反感。當瞿秋白、周恩來奉命回國糾正立三錯誤時，共產國際還沒有把它上升為路線錯誤，認為立三錯誤只是策略上、組織上的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是在國際路線下工作的。所以，他們回國後，按照共產國際的調子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然而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批判卻逐步升級，將立三“左”傾錯誤斥之為“路線錯誤”。只是此時還沒有公開這一提法。在莫斯科的張國燾聞到風聲，便對人講：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領導下，已經違反共產國際的路線。這本來是張國燾想表現一下自己的政治見解，不料卻被人彙報給中共中央。於是，中共中央在9月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會議認為張國燾對立三路線的批評與國際的指示精神相違背。當場有十多人簽名，要求共產國際派張國燾立刻回國，以便使他能在參加實際工作的過程中認清這一問題。

時隔不久，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中共中央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明確改變了共產國際7月決議對李立三錯誤性質的看法，把立三錯誤定為路線錯誤，並否定了六屆三中全會的積極作用，給它戴上了“調和主義”的大帽子，指責三中全會沒有對立三路線的右傾實質加以揭露和打擊。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一面派米夫到中國支援已於1929年3月回國的王明，“糾正”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扶持王明上臺；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檢查錯誤。

為了在中共黨內造成一種支援王明的勢力，貫徹共產國際路線，國際執委會開始考慮派張國燾回國的問題。但因為張國燾曾經是“反國際”的代表，所以對他回國後能否按照共產國際的意圖辦事又有擔憂。這種擔憂被一個叫柏金斯基的人在同張國燾的談話中流露了出來。柏金斯基告訴張國燾：　“你對共產國際的不滿由來已久，迄今沒有看見你有什麼回心轉意的表示。我們固然不計較過去的事，卻關心你現在是不是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不是會在緊急關頭，像李立三一樣，也反共產國際。因此，我們希望你有明確的表示。”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447頁。

張國燾在莫斯科呆了兩年多後，政治風波里的拼搏已經使他心理上疲憊不堪，他也產生了回國的想法。現在共產國際要看他的態度如何，才能決定他是否回國。

早已熟悉政治鬥爭謀略的張國燾，便在李立三的問題上做起了文章。1930年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召開了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會。會上，李立三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然後，苦秋莫夫、馬其亞爾發言，張國燾是第三位批判李立三的人。

張國燾的發言一開始，首先承認自己過去犯有錯誤，並且表示“承認錯誤不應當只是口頭上的，應當在實際工作上來證明”。怎樣來證明呢？這就是對立三路線進行批判。接下來，張國燾說：

立三的錯誤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險主義的性質。立三執行了反馬克思反列寧反國際的路線。這些錯誤不但在羅明納茲影響之下，而且在陳獨秀鮑羅廷影響之下。現在黨的領導在紅軍之中實行進攻的策略，沒有徹底執行土地革命，不反對富農對於土地革命的影響，這不是“左”的錯誤，這是右的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時，張國燾還對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會進行了批評。因為共產國際認定三中全會是“調和路線”，所以張國燾按照共產國際的調子說：　“三中全會是秋白同志領導的，有了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而對立三的錯誤調和，擁護他的錯誤，而自己沒有清楚的路線。”

為了借批判李立三表明自己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張國燾在會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