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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託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援下，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
1928年初，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學制造了著名的“江浙同鄉會”事件所謂“江浙同鄉會”事件，是中山大學1927年夏“教務派”和“黨務派”的紛爭中，“黨務派”強加於對方的莫須有罪名。起因於首期畢業生中的孫冶方等極少數參加工作掙工資的同學被領津貼的同學“敲竹槓”，買肉買菜做中國飯菜吃，此事被人彙報成所謂的“江浙同鄉會”。最初是為了嚇唬對方，但到了1928年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所謂“江浙同鄉會”被王明等誣為“反黨小組織”、“反革命”，以壓制和打擊那些反對米夫、王明教條宗派的人。，並因此與中共代表團發生爭執，將瞿秋白、張國燾等人牽連了進去。
據當時王明教條宗派的“干將”盛嶽回憶說： “教務派被打敗了，阿古爾受到了撤職離校的紀律處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這一派系的中國學生核心人物還在中山大學。流言說，他倆組織了一個江浙同鄉會。這個說得煞有介事的同鄉會，為陳紹禹及其戰友提供了用來反對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隨者的有力武器。因為組織這種團體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而無論如何這種據說是有的組織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團體的帽子，因而陳紹禹等人要求對它進行徹底調查。而我當時並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過。不過，在權力鬥爭中，誇大其詞的方法可謂屢見不鮮。”盛嶽： 《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30—231頁。
“江浙同鄉會”被炮製出籠後，中大支部局開始調查此事件，並請來蘇聯格伯烏人員參加調查。他們輕信王明等人的彙報，在未進行認真調查的情況下，就認定“江浙同鄉會”在中國學生中確實存在，並決定要嚴加懲辦。結果，“江浙同鄉會”被定性為“反黨小組織”，12名學生被開除黨籍、團籍，4人被逮捕，一批學生受到株連。
這種對不同意見的學生進行打擊的惡劣作風，在中山大學的廣大同學中引起了強烈不滿。加之王明把反“江浙同鄉會”作為自己的功績到處張揚，更使同學們義憤填膺。他們紛紛向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中央反映、申訴，要求澄清事實真相。
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廣泛聽取了同學們的意見，又派中共代表團成員鄧中夏、餘飛到中山大學調查。可是，米夫、王明一夥卻製造種種障礙，不予合作。中共代表團經過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長同意後，到格伯烏機關查閱有關材料，也遭到拒絕。於是，瞿秋白決定親自到中山大學調查。
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團寫信給聯共中央政治局，對聯共中央監委根據國家政治保衛局提供的材料對“江浙同鄉會”作出的錯誤結論提出不同意見。1928年秋，經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和中共代表團組成的聯合審查委員會審理，作出如下結論： 中山大學根本不存在“江浙同鄉會”組織，只是部分同學感情結合，不過這種感情的結合發展下去對黨的團結是不利的。這個結論雖然對被誣指為“江浙同鄉會”的人提出了一定的批評，但畢竟摘去了“反黨”、“反革命”的帽子。
經過“江浙同鄉會”事件，中共代表團成員對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產生了不良印象。瞿秋白向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提出以鮑羅廷代米夫任校長的建議。張國燾也向庫西寧提出： 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和中山大學校長由米夫一人兼任，並不是件好事。因為負指導中共任務的人，最好不多參與中共內部的糾紛。而中大校長這一職務，卻不能避免這一點。因此有不少中國同志認為米夫越權干涉中共的事。
瞿秋白和張國燾對米夫的不滿，都傳到了米夫的耳朵裡，從而加深了米夫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隔閡。這種隔閡隨著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鬥爭愈來愈深。
莫斯科紅場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為了在白色恐怖下儲存革命力量，有計劃地將一批大革命時期的工人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