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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類的基本權利並保證政治與經濟自由的”國家,“才能使自己的未來得到保障。”報告接著指出:
任何地方的人都想暢所欲言,有權選擇自己的統治者,有信仰自由,能讓自己的孩子——無論是男還是女——受到教育,擁有自己的財產,享受自己的勞動效益這些自由觀是正確的,適用於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保護這些價值觀不受敵人的踐踏,是愛好自由的人們共同的心聲。美國將利用這一時機,將自由的好處擴大到全球。美國必須堅定地支援有關人的尊嚴的這些不容協商的要求:限制國家的絕對權力,以法治國,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正義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婦女,容忍不同的宗教與種族存在,尊重私有財產。
檔案至此並無什麼不正常的內容,但接下去說明了如何達到這些目標的辦法。總統說,美國“會毫不猶豫地單獨採取行動”,如果有必要,還會透過“先發制人”來保衛自己。為了防止有人不明白這一點的含義,檔案在結尾處進一步強調,“我們的軍隊有足夠的實力去勸阻潛在的對手,讓他們不要懷著超過或與美國勢力並駕齊驅的希望去搞軍事集結。”換言之,我們現在處於優勢地位,我們希望處於這種地位,並打算將其一直保持下去。
這種新的優勢說與先發制人進攻原則的突然提出,不僅使美國多年來實行的國家安全政策發生了逆轉,而且還動搖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根基。三百多年來,該條約一直支撐著單一民族獨立國家的現代國際體制。這一條約本是為結束三十年戰爭於1648年簽訂的,作為一項基本的國際關係原則,它承認國家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和一國不能干預別國的內部事務。布什的理論似乎既違背了聯合國憲章,又與紐倫堡審判中將“先發制人的戰爭”以戰爭罪論處的結論相悖。聯合國憲章禁止“對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
這一新政策雖然出乎世人的意料,實際上卻已經醞釀一段時間了。蘇聯在老布什政府接近尾聲時垮臺,美國防禦機構突然面臨一個存在判斷的問題。在沒有“邪惡帝國”存在的情況下,美國繼續維持一支大規模的、分佈廣泛的軍隊並給予其預算支援的意義究竟何在?當時的國防部長迪克·切尼要求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會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為新的美國防禦戰略擬訂指導方針。鮑威爾在1992年初向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作證時曾對新戰略有所暗示。他說,美國需要“足夠的力量”去“制止任何夢想在世界舞臺上向我們發起挑戰的挑戰者。”他還說,“我想成為街區的霸王,”這樣,“試圖向美國武裝部隊發起挑戰就不可能成功了。”1992年3月透露給《紐約時報》的新國防規劃指導方針認為,美國防禦戰略的首要目標是“防止再出現新的對手。”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美國必須使盟友和對手都相信,“他們不必力求發揮更大的作用。”先發制人的力量若是一種選擇,美國就要保持規模可觀的核武庫,同時還要勸導其它國家削減或放棄自己的核武庫。最後,新的指導方針暗示,未來的聯盟將是“臨時的權宜性組合,常常不會延續到所對付的危機以後,在許多情況下,只是一般性地贊成要實現的目標。”
這份檔案草案的透露,激起了猛烈的批評浪潮。五角大樓一位發言人試圖讓切尼置身事外,稱這份檔案是“底下擬的一個草稿,”國防部長尚未過目。1993年1月,五角大樓最終公佈了一個口氣較為和緩的文字。不過,那時公佈已無異於告別之舉,因為老布什給新的克林頓政府一讓位,後者很快就將新方針擱置起來了。現在,九年過去之後,小布什政府又把它從擱架上取下來,作為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採用了。
此舉或許不該令人感到驚奇。上個十年,相當可觀的一批先驅就在為新生的美帝國標劃航程了。《華爾街日報》的前主編馬克斯·布特要求美國佔領阿富汗和伊朗,或許還有其它地方,並且要在那些地方強行實行自由民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東京和波恩所做的那樣。布魯金斯研究所的一位學者,後來成了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金斯1997年寫了一本書,題名為《不情願的治安官》。到了2002年夏天,他卻在說,如果不得不重寫這部書,他會把書名中那個形容詞刪掉。保守的評論家歐文·克里斯托爾斷言,“總有一天,美國人民會認識到我們已經成了帝國主義國家這個事實,即便輿論和我們所有的政治傳統觀念都不贊成這一想法。”
美國的新戰略檔案出臺後,這種新秩序的最佳寫照或許可見於2002年10月底的墨西哥。亞太經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