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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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置之不理。一個月後,像是受到提示一樣,一批發展中國家發表了一項宣告,拒絕對環境問題承擔義務,並要求對它在環境方面提供的合作給予大量的財政支援。馬來西亞甚至威脅說,如果這次會議過分強調發展中國家須承擔義務,它將對其進行抵制。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布什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國內環保組織執意要他履行先前說過的要成為“環保總統”的諾言。里約熱內盧也成了名流們關注的焦點,演員詹姆斯·厄爾·瓊斯告訴觀眾,“整個人類正處在危險之中。”峰巒俱樂部組織了一場群眾運動,要求總統同意簽署強有力的協議,在峰會上起到領導作用。世界資源研究所暗示,如果總統不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他會很容易受到反對環境保護方面的指責。國會中的民主黨領袖提出議案,要求到2000年將美國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上——這也是歐共體在勸說美國接受的義務。儘管面對這樣的壓力,蘇努努也離開了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職位,布什還是堅持在目標和時間表方面不承擔義務。在聯合國,美國談判代表堅稱,要讓美國承擔代價昂貴的義務,必須得有明確的資料和恰當的科學依據。美國科學發展協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在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問題上得出了矛盾的結論,這一來更加堅定了美國談判代表的立場。報告建議採取行動來減少排放量,但又稱現有的資料尚不充分,不足以促使我們採取過猛的行動。
如果說這份報告對科學家們是個好訊息,那麼對布什也是如此,他的政府可以繼續堅持其立場了。美國傾向於簽署一項條約來促使簽約國減少排放量——但減少的方式和時間應建立在確切的科學發現之上,並要與各國的基本需要和社會制度相一致。隨著里約熱內盧會議的臨近,其它工業國家威脅要在承擔凍結排放量的基礎上締結一項條約,將美國排除在外。布什則針鋒相對地威脅說,如果美國遭到孤立併成為攻擊物件的話,他將不參加此次會議。最後,歐盟認定,即便達成一項將美國包括在內的空泛條約,也勝過一項缺少美國參與的有力條約,於是放寬了對目標和時間表的要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最後檔案,承認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會帶來不利的影響,並要求籤約國到2000年將各自的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的水平,但這項條約並非強制性的。它要求發達國家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而後者只需付出良好的意願即可。
布什最後還是在6月13日參加了這次聚會,確切地說是1992年裡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特德·特納和簡·方達也到場了,還有雪莉·麥克萊恩和傑裡·布朗。吉米·克利夫演唱時,印第安人圍坐在篝火旁輕聲地敲著鼓。歐洲人宣佈將為環保提供總額達40億美元的援助,這使美國吝嗇的投入成了人們恥笑的物件。他們還發表宣告,確認了他們減少排放量的承諾。當被問及歐共體是否正在扮演新的領導角色時,歐共體的秘書長勞倫斯·簡·布林克霍斯特說:“可想而知,我們正在走向那個崗位。”然而,布什卻堅持說,“我們是領導者,不是追隨者。”但這次會議的代表已今非昔比,待他說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拿來談判的”這句話後,他連僅存的一點同情也失去了。實際上,這一點正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從里約熱內盧到京都
事實證明,從里約熱內盧到京都的道路是曲折的。第一個波折很快就出現了。里約熱內盧會議結束僅五個月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比爾·克林頓就在1992年的選舉中擊敗了布什。與共和黨相比,民主黨一向得到環保主義者更多的支援,而且這次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前參議員阿爾·戈爾,認為自己是環保主義的忠實信徒。還是學生的時候,戈爾就已經深受基林的研究及其所揭示的問題的影響了。在參議院,戈爾就支援制定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在他的暢銷書《平衡中的地球》中,戈爾對新的環境保護政策提出了很多具體建議,包括徵收二氧化碳排放稅,對機動車提出更高的汽油英里數要求,以及向使用非可再生材料的生產商收取費用等等。作為副總統,戈爾大有機會把他的想法付諸行動;他成了新一屆政府中環保人士的帶頭人,立即就制定了一項《氣候變化行動計劃》,並於1993年10月予以公佈。這項計劃和其它措施共同促使美國承擔起了到200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水平上的義務,而這正是世界其他國家在里約熱內盧一直要求美國做到的。幾個月後,各國在里約熱內盧達成的協議開始生效,因為它的簽署國已達到必需的數量,其中也包括此時已非常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