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群體事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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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準確，自己更不能說謊；其四，反思、自責。群眾聚集事起，首先查詢自身原因，檢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開坦承失誤和不足，爭取群眾信任，重塑政府形象；其五，“切割”、問責。上級不為下級“買單”、“背書”，迅速啟動問責程式，分清責任，罷免失職、瀆職官員；其六，慎用警力。不與群眾發生直接對抗、衝突；在“妥協”和“壓制”之間拿捏尺寸，該“柔軟”的，“身段要柔軟”，該“強硬”的，當然也要“強硬”，如發生了打砸搶燒，就要果斷處置，將肇事者拿下。

甕安事出；去年7月我即把“6·28”事件列為21世紀之初的“標本”事件。當時認定其為“標本”的憑據在於：其一，“甕安事件”暴力暴烈程度較以往的大規模群體事件大大提升，具有警示意義；其二，貴州省領導處置群體事件露出了“亮點”，首開自責、問責先例，為各地作出了榜樣，具有推廣意義。石宗源書記在處置“甕安事件”中頭腦清醒、指示明確、措施得力，表現出的睿智，令人欽佩！如今，我們從子富同志書中描述的場景中找到了佐證。這將在歷史上留存，成為我黨和政府處理轉型時期群體事件的經典案例。

感謝子富同志寫了這本好書，全書文字生動、形象，分析鞭辟入裡，通俗、易懂。這是一本供基層幹部學習處置群體事件的好教材。

2009年元月25日於北京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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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發展成為執政黨，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近6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和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肩負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在神州大地上描繪著一幅幅宏偉壯麗的畫卷。透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贏得了國際話語權。

然而；世界一些國家發展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時期，既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期，又是社會各種矛盾的凸現期。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000美元大關，正邁向3000美元的關口。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發展結構失衡，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同步，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不和諧，我國已進入社會矛盾凸現期。

有關統計資料顯示，十幾年來，我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呈直線上升趨勢：1993年發生萬起，2005年上升到萬起，2006年逾9萬起。政府對群體性事件處理稍有不慎，極易損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甚至動搖執政基礎。這對執政黨而言，既是全新的課題，也是嚴峻的挑戰。

相對於四川*事件、廣安事件、大竹事件、安徽池州事件、重慶*事件、浙江瑞安事件等群體性事件，2008年6月28日發生的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甕安縣“6·28”事件，無論從聚集、圍觀、參與人數、震盪激化過程、持續時間、衝突的劇烈程度和破壞程度看，還是從造成的影響程度看，都是近年來我國群體性事件中的“典型群體性事件”、“標本性事件”。

剖析甕安“6·28”事件，使人深受啟迪：沒有不講道理的人民群眾，主要問題在於甕安原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幹部作風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一部分幹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不牢固，群眾觀點越來越淡漠，忘記了“群眾利益高於一切”這個夯實執政基礎的法寶，群眾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甚至嚴重缺乏安全感，導致當地黨委、政府與群眾的“魚水關係”，逐步演變成令人痛心的“水火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群眾對黨委和政府失去信任，黨在當地的執政基礎發生動搖，一個女中學生之死成為導火索，引爆了震驚中外的甕安“6·28”事件。

甕安“6·28”事件，“看似偶然，實屬必然”。這次事件充分暴露在我國“欠發達、欠開發”的地區，仍以犧牲資源、犧牲環境和犧牲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走不通；充分暴露當地黨委、政府在矛盾凸現期、社會管理探索期，迴避社會各種矛盾，社會管理軟弱無力，面對突發性群體事件，丟掉了“現場第一原則”，甚至束手無策的“軟肋”。

現階段，我國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斷髮生，矛盾積累和尖銳到一定程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