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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吹號子緊急集合，武裝把我們押上了車直奔齊齊哈爾火車站，在廣場武警看押下工人們圍坐等待著。抬頭望去近在咫尺的南局宅我悔恨交加，如果聽爸爸和親鄰的勸告今天留在家不回磚廠，讓派出所去聯絡返城那有多好？即使返城後再和知青上山下鄉，那將是另一個集體下鄉知識青年了。
兩節專列車上的工人被武警監護著，因為就業工還有個綽號叫“二勞改”，在那文攻武鬥的年代把這些人轉移到邊遠地區，也算是對工人的保護吧。而與我們相連的另兩節車廂就是富拉爾基的下鄉知青，我們之間只有列車過道的分隔，可那是有天壤區別，有可能是因祖父是國民黨的緣故吧。
當列車開動後，隨著車輪的滾動可愛的故鄉齊齊哈爾逐漸遠去，我趴在茶几上哭個不停。就業工王路明把我喚起，他微笑祥和的勸導，我不得不尊重事實的面對，再見了齊齊哈爾……可愛的故鄉。
天還沒亮火車進站，我們揹著自己的行李，頂著那凜冽的寒風，在全副武裝的看押下走出站臺，登上了六輛軍棚車，有意的在那個小城轉了幾圈，最後一直向北黑暗中駛去。當東方露出魚肚白，展現眼前的是一片白雪皚皚，除了路邊幾棵冬眠樹看不到任何存活的生靈，即使穿梭而過零落的小村，已經被白雪覆蓋著看不到人影，我們只能看到後面的機槍，架在風馳電掣般的軍車上，似乎奔赴西伯利亞刑場，我的心已死，身已經凍僵，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風把我埋葬。
軍車終於停在離團部最北的七連，我已經下不來車，雖然在別人幫助中還是摔倒在車下。坐在地上許久站不起來，有人幫我拿著行李，在好心人的攙扶中，我挪動到事先為我們準備好的工人宿舍。
王路明不僅幫我買了飯菜，還拿來一瓶白酒讓我暖身子，他是嗜酒如命的笑面虎，五十多歲人送綽號“老狐狸”。在飲酒中他許諾，家有兩個姑娘任我挑，將來要為我組建個家庭。當時的我，總覺得他的心是好心，但意中有點自私不是誠意，二十二歲的我在那種艱難環境中，對成家問題根本只是奢望。
軍教員給我們開會上課，說我們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社會有用的人才，在那三個多月的日子裡，除了讓我們背誦老三篇和新五篇，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鬥會。我們也參加勞動鍛鍊，24小時兩班倒，去尖子山場院用機械脫麥子，夜間曾經達到過零下40度，機器凍停機只好收工回營。
春天我們被分配到各個連隊，我和其它五人被分配到九連，那時雅琴你才14歲，下面我說的有些人你會認識的。九連有近二百多就業工和軍隊幹部，有家屬的佔全連的一多半，我已經處身於五十多歲的老反革命中，他們有廣東、江蘇、上海、北京、山東、山西、東北等都來自全國各地，幾乎就是口音大雜燴的綜合點。僅有半年之隔先後又調來兩撥人，第一撥是從興凱湖調來的就業工，大部是北京人，第二撥是造反派下鄉知青，大部是齊齊哈爾人，九連整合了四類人員的大雜燴。
工人們中單身住在長長的土房宿舍，中間開門有個小走廊，又分為東西兩個長屋對面炕，當然是各有個的案由…各有個的單身鋪頭了。而在工人宿舍的東面原住著是帶家的工人，那可是紅磚大瓦房，自從知青來後，那趟房就成為他們的男女宿舍，雖然只有一路之隔，有可能也是東風壓倒西風吧？本來我與知青的年齡相仿，要說我是知青也無可厚非，然而偏偏我卻與那些五六十歲的老反革命在一起。
指導員找我談話，說是收到齊齊哈爾市局和鐵路派出所的來信，證明我是齊齊哈爾鐵路職工子弟，儘管服過刑也在申訴審案中，並說明對我應該以知青安排。當時的我猶豫著，即使與知青在一起會有什麼結果？檔案裡寫著祖父是國民黨的歷史，在那些造反知青中我將成為被專政的典型，還不如被淹沒在就業工人之中，為此我向指導員說明了想法，並對領導表示感激。剛到九連沒幾天，我從食堂吃完飯回宿舍，走在路上聽到後面有人喊：“張！”
回頭只見一個姑娘挑水，不見後面有任何人。前面從家屬區走來的王興全說：“人家叫你呢。”
我說：“哪有人啊？”王興全只是笑。我後面又傳來喊話聲。
：“怎麼沒人，就是我在喊你呢。”再回頭，發現就是那挑著水的姑娘衝我喊著：“你為啥向王連長打小報告，說我在十二號地撿大麥？”那姑娘繼續質問著。
：“你冤枉人，我剛來幾天根本不認識你，打什麼報告？”氣得我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