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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不遇的金融災難面前唯一的最後的靠山。銀行破產可以選擇收歸國有，‘國家破產’了，又該收歸誰有？國家債務危機之所以複雜就是因為它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法律程式，國家與公司的不同之處在於國家無法尋求破產法庭的保護，這樣，國內破產法中諸如公正的法官、起訴保護以及在債權人有異議的情況下強制進行非破產重組等條款在國家借款人破產的情況下都不存在了。制度改革者面臨的兩難困境就是既要把這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漏洞補上，又不能把新興市場上的投資者全都嚇跑。
可以說我們現在就面臨著一個這樣的問題，如果日本政府宣佈政府信譽破產，那麼我們將會賠掉所有的在日本國債上的投資，所以我們在想能不能夠將日本的政府當做一個企業來對待，這樣日本政府也就存在了破產這個概念。
‘國家破產’其實更像是一個形容詞，以體現一國經濟形勢之危急；而不是一個動詞，並不預示著一個國家馬上就會吹燈拔蠟、改換門庭。其實我想出來這個東西的目的不是為了剝奪某個國家的主權，而是建立一種‘破產保護’的國際金融機制，讓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得以申請‘破產保護’，並使債務國能夠儘快走出危機。
但是我們這些債主也需要能夠得到想要的東西，我們需要將我們的債務一點點的從他們的國民身上收回來，畢竟如果國家得利，那麼他們的本國國民的國民福利也會特別的好。只要將這個東西當做這個一個生意來看，那麼也沒有什麼困難。其實我真正的目的是國家如果破產，政府負債太多，無法償還，所有的國民都會背上債務，直到有人接手，或者還清為止。最後全體國民都將活在對內和對外的債務中，本國的經濟也將面臨崩潰的危險。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途徑來控制破產國家，然後從經濟上和政治上讓其失去獨立的性質，這樣就可以將一個國家當做一個企業來使用，而且我們則成為了這個企業的董事長，當然我們不用直接的管事，自然有人替我們去衝鋒陷陣。”
“聽起來這個想法不錯，不過我們現在的目的似乎還沒有這麼遠吧，再說了沒有自己就發了那麼多的國債，估計美國也不需要你的這種概念存在吧，所以我覺得你的這個東西現在沒用了。當然也許你說的那個控制政治經濟的方案可以拿來用一下。”李明回答道，可以說對於李濤的思想他是有些吃驚的，畢竟如果李濤說的這個東西一被認同，那麼對於他們這種大型的財團將會受益，而那些發行債務特別多的國家則會陷入到水深火熱之中，畢竟這個思想對於國家的打擊太大，可以說李濤的這個概念已經真正的將國家企業化了，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國家畢竟是國家，國家永遠不會成為企業的。
“呵呵，我我也就是無聊時想想，我不會真的一位我們可以將那些國家取代的，畢竟我們的企業沒有那麼大的作用，這一點我是知道的。而且如果日本誠心想要賴賬，其實我們也不虧，並且只要它賴賬，那麼我們就能夠讓日本十年之內起不來。”李濤說道，其實他們兩個都知道，現在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對付日本，而是對那些想要分一杯羹的那些國際遊資，現在作為日本債主的他們並不想要日本喪失太多的怨氣，因為如果他們的日本貨幣儲備銀行成為日本的中央銀行之後，日本的經濟發展的越快，他們得到的利益也就會也多。
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些在世界範圍尋找盈利機會的國際短期資本的一部分，又稱“國際熱錢”，主要投資物件是外匯、股票及其衍生產品市場具有停留時間短、反應靈敏、隱蔽性強等特點的國際遊資並不容易控制，而且他們在這之前也是國際遊資的一員，所以他們更加了解國際遊資，國際遊資對一國經濟的衝擊有兩種基本形態。一種是“吸引——逃離型”。當一國經濟過熱時，為抑制通貨膨脹，貨幣管理當局實行高利率，在匯率保持不變或波幅很小情況下，吸引大量國際遊資流入，從事套匯、套利或投資活動，迫使其貨幣升值，引發外貿逆差。與此同時、證券價格與房地產價格也節節上升，形成“泡沫化”經濟。高估的市值和惡化的貿易形勢，使外匯市場產生貨幣貶值的心理預期，引發資本包括國際遊資外流，並使貨幣進一步貶值，形成惡性迴圈。貨幣貶值到一定程度，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的外資開始出逃，價格下跌，經濟泡沫破裂。另一種是“蓄意投機型”。當國際遊資發現某國匯市或證券市場上的獲利機會時，便綜合運用信貸、期貨、現貨等多種金融手段，調集人量資金，大肆進行投機活動，1992年對英鎊和里拉的衝擊是蓄意投機型的典型案例，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則是國際遊資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