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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直到後來袁可立的好友孫承宗重回遼東，才給了劉興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將，掌管皮島事務。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與後金激戰中陣亡。
劉愛塔明面的資料就是這些了，看上去是毅然反正的好漢，但是毛文龍對他的懷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畢竟劉愛塔雖然反正，卻沒有造成後金的重大損失，又是努爾哈赤的女婿，對他的控制使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就像抗日戰爭事情，一個身為天皇女婿的中國人反正，沒拿出大的成果，顯然要控制使用——其實就算是此人給日本造成重大損失，任命為一線部隊的指揮官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這種事情，恰恰在袁崇煥手裡出現了。
毛文龍被袁崇煥假傳聖旨殺死之後，為了摻沙子，任命劉愛塔為東江的副將【僅次於總兵的高階武官，事實上在東江鎮被分營的前提下，劉愛塔是和名義上的總兵權力相差無幾。】崇禎元年劉愛塔逃離後金至皮島，其餘幾兄弟也隨後分批逃離後金，投奔皮島毛文龍和寧遠的袁大人。其中劉興基（老三）於崇禎元年九月從海上逃抵寧遠；並追隨袁大人，劉氏其他幾兄弟則先後至毛文龍處。
但劉興祚並未真心歸順明朝，在逃到皮島後又做後金的奸細，在《滿文老檔》收錄的所謂“毛文龍書信”中，最後一封裡即第七書裡其實有隱藏著的第八封“書信”，因為第七封書信裡最後一段文字明顯不是毛文龍寫的，該“信”就是劉興祚再成為漢奸鐵證。
在該段文字稱：“毛總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觀之，汗心猶豫而狐疑，又謂毛總兵官放恣，初無定心，後被牽累，事不易結等語。遂以毛總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殺之。我以告叛有功，升為副將職。”
此人自稱“以告叛有功，升為副將職”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鐵證。毛文龍死後袁大人即“分付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為四協，殺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祿管一協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協兵，還有二協，東江眾官保遊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由此可知，當時劉興祚雖管一協，但卻只是個“遊擊”不是“副將”，但統領一協是一個副將才能擔當的職務，而信中所述也是“升為副將職”，而非“升為副將”，一字之差顯露了這個誣告毛帥的漢奸身份。更為有力的證據來自《崇禎長編》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鬱的《邊事小紀》卷2和卷4中，裡面分別有“參將興祚原管東江前協副將事”字樣，從“事實”和“行文”兩方面證實了那個“升為副將職”之人就是“管東江前協副將事”的“遊擊劉興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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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後面又有：“負恩逃來……”字樣，毛文龍怎會是從後金“負恩逃來”的？而劉興祚則確實是從後金叛逃而來，再一次印證了寫信人卻為劉興祚而非毛帥。
後面又有“聞汗於寧遠議和……”，這是指第二次袁金議和，說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聰三年（1629年）寫的。
接著又有“毛總兵官死後，已與耿千總商議歸降之策”，毛文龍斷然不會寫出“毛總兵官死後”字樣。而其中“毛總兵官死後”字樣說明，毛帥被冤殺以後東江舊部人心渙散，才有歸降後金之意。由此可見，那些說袁大人殺了毛帥並不影響東江鎮舊部人心的昏話完全是臆斷。而“已與耿千總商議歸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劉興祚極為符合，根據《李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三》記載：“金起宗馳啟曰：劉海（劉愛塔）出來，明白無疑。今方隱置於參將毛有傑（即耿仲明）家，蓋練劉海妻拿（孥）尚無出來，恐其事漏於賊中而諱之雲矣。”這段記錄說明漢奸劉愛塔（即劉興祚）與耿仲明有舊交，所以他們在“毛總兵官死後”“商議歸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
該文後面又稱，“歸降之策”因為“三弟在寧遠，四弟往山東，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動。”毛文龍僅有兩弟，曰仲龍，曰云龍，都在杭州，毛死後才加封為都司和錦衣衛指揮，所以毛文龍沒有在寧遠和山東的兄弟。而劉興祚在劉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劉興基於崇禎元年九月從海上逃抵寧遠；並追隨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寧遠”之說；其四弟此時是否在山東沒有直接的證據，但之後的崇禎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勳題參袁大人之親信徐敷奏時曰：“一切東江更置悉聽徐敷奏，以麼麼遊擊而擅樞督之權，升署偏將二十餘人，委署中千等一百餘人，以劉興祚領右協營，劉興治領平夷營，與劉興基、劉興賢等共居皮島，東江精銳三千餘及收降蓄養夷丁七百餘皆屬之，以劉興沛為參將，另領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長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