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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顧他丟給努爾哈赤的是一個千里無雞鳴的遼東，熊廷弼這麼做到了堅壁清野的效果。用東林黨人慣用的佔據道德高地，不顧實際的辦法指責熊廷弼以及支援楊漣左光斗等人的觀點——放棄那麼多的遼東土地，就是他的不對。
魏忠賢這麼做，從政治上極為高明的一招，但是對明朝對後金的策略來說，就起到了相當不妙的影響，事實上，後金部隊雖然驍勇善戰，但是由於努爾哈赤的濫殺，衣食都不足，加上，毛文龍各種陰招的死纏爛打，小冰河期的氣候異常等等，熊廷弼堅壁清野的方針有效地拉長了後金的補給線，完全可能讓後金失敗在戰場之外。
魏忠賢這高調一起，迫使以後的每一任遼東統帥都不敢用堅壁清野對付後金，反而要在野戰完全不是後金對手的情況下，主動進攻，對後來的諸多戰局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天啟帝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經略遼東四年的時候，實際上採取的就是熊廷弼不與滿洲爭一時長短，休養生息的招數，三年不和後金主動交戰，但是為了名義上的收復土地，不得不修復寧遠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練兵十一萬，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頃。
孫承宗坐鎮遼東的四年，與天津巡撫李邦華、登萊巡撫袁可立遙相呼應，按照現在的一些人的標準，孫承宗有些碌碌無為，尸位素餐，實際上在孫承宗手裡，守得相當穩健，滿洲絕對優勢的兵力也沒有找到大勝的機會，把滿洲擅長的野戰決勝，變成了明朝佔優勢的雙方對峙，拼國力消耗，在戰略上就是大勝。
但是，孫承宗手握重兵在外，給魏忠賢了巨大的政治壓力，魏忠賢不得不對孫承宗發起了攻擊，加上柳河之敗孫承宗推薦的馬世龍損失馬匹六百七十匹、甲冑等軍用物資，孫承宗不得不辭職。
實際上呢？無論是孫承宗上任之前，和之後明朝面對建州都是大敗連著大敗，孫承宗穩固局勢之餘，在戰術上有一點失敗其實是無傷大雅的事情，畢竟面對強敵，連一場戰術失敗都沒有就連連獲勝——那是了吧……
很多人都認為袁崇煥和孫承宗的戰略一脈相承；都是修碉堡的；實際上孫承宗是想利用毛文龍和蒙古兩翼騷擾滿清；關寧錦防線主守；用明朝的國力優勢消耗滿清。
而袁崇煥的戰略是五年平遼；假如不想和滿清議和的話；就必須出動大軍和滿清決戰了；兩者戰略幾乎是南轅北轍的兩回事；而後者在滿清第一次破口的同時；表現出了袁崇煥寄予厚望的關寧軍根本沒有野戰戰勝滿清的能力；袁崇煥的五年平遼顯然不是議和就是冒進；和孫承宗的消耗戰不是一回事。當然也可能袁崇煥的五年平遼就是一說；實際上本人就是吹牛；這就另當別論了。
然而孫承宗戰略正確的一方面；用明朝的國力優勢消耗滿清沒有被朝野認可；政治正確；戰略上不正確的一方面…為了表示自己恢復了遼東土地；歷認督師都不敢採取收縮山海關的正確策略；同時無視了毛文龍死後；東江軍內訌連連；無力牽制建奴的事實；一再往關寧錦防線投入大量的軍隊；被皇太極各個擊破；明朝的國力；各地的強軍消耗殆盡這就不是孫承宗的本意了。
而且視關寧錦防線的戰略還導致了更大的問題；那就是關寧軍為臺前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以關寧錦防線作為要挾；遼餉為名；每年吞噬了大明朝國庫本就不多的幾百萬銀子。
所謂遼餉始徵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於遼東的軍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啟時，並徵及榷關、行鹽及其他雜項銀兩。崇禎四年（1631），又把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徵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徵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稅收本身看似不算多；但是因為明朝的商業稅收實在太低；又時常無法徵收上來；於是基本加到了土地稅身上；而且明朝讀書人；藩王天地不交稅的特權土地也相當多；所謂遼餉最終落到了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於是加大剝削；促使農民破產；流亡；成了滅亡明朝的農民戰爭的土壤。
但是遼餉能不能不收或者少收呢？這個問題就複雜了；遼餉的前期；主要的得益者與其說是關寧軍；還不如說是圍繞遼餉；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文官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更明確的說；如同南方的官員把收商人保護費當做財源一樣；北方經手遼餉的官員；同樣把遼餉作為了一門生意。
做生意的；貨物品質不好其實問題也不大；但是如果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