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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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周邊的關係就不好處理，於是錫都市經濟開發總公司就選派他回老家來當了礦長，一干就是數年，生產穩定，效益很好，他算是對公司做出了突出貢獻。公司給他的激勵措施是，把他的兩個孩子安排到錫都市經濟開發公司上班，一家人全部辦成了商品糧戶口。

參觀了他的院子，朱群才、鯉魚嶺村的支部書記、村主任，長治礦的魏礦長，以及大大小小工頭，搞了兩桌。企業花錢歷來大手大腳，何況是招待地方長官？所以，安排有專門廚師做菜，花樣不少，非常豐盛。他們已經打聽得出新書記愛喝高度酒，於是，專程從縣城買回52°的全興大麴。等一上菜，大家便大吃大喝、大吹大擂起來。敬酒不喝不行，“喝死去個毬，只當老丈人家死頭牛！”有了高度酒的作用，說話就開始放肆。朱群才與楊洪恩本來是鄰居表叔侄關係，相互之間也罵得極其生動。不過，罵來罵去，總離不開男女肚臍以下的毛絨絨的家俬。席間，我出來方便，朱群才陪著我上茅廁。這老小子親熱地攀著我的脖子，一時興起，用手在我的腦後瓜撥拉兩下，我也回過手撥拉他兩下：“你小子連佛爺的頂子也敢動！”於是，我倆倒是順理成章地比楊洪恩還要早一點開上了戶頭。

農村工作就是這樣，來不得溫文爾雅。記得一次回到卞州母校，同學們搞聚會。多年不見，大家已經成了魚龍混雜的局面。這個時候，男女同學間已經沒有了上學時期的那種暗親近明隔膜的狀態，說話都比較隨便。在卞州市文化部門工作的張大軍說起有的同學在鄉下工作，已經變得沒有了文化品味，粗得厲害，頗含有貶意。那時，已經在鄉里幹上鄉長的劉志海聽得不耐煩，就說，“大軍，你說的是個毬。你沒有到過鄉里，總以為我們粗糙。不是我們要粗糙，不信，你到鄉里一干就知道了，在許多情況下，不粗還真的辦不成事情。比如我們鄉一次搞計劃生育大突擊，鄉里派出的小分隊在一個村子遇上了一個‘釘子戶’。到了他家裡，勸他採取節育措施，怎麼做他的工作都不聽，說話又很粗野。一個新進到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女孩勸他說，老鄉你別這麼倔，計劃生育政策硬著哩！他直衝衝地說，計劃生育政策硬？再硬也沒有我的毬硬！小女孩又羞又氣，哭了一場。誰知這女孩是我們書記的外甥女，書記就叫派出所所長去處理這件事情。派出所所長有辦法，到了他家，用手槍指著那個群眾的頭問，是你的毬硬，還是我的槍桿硬？嚇得那傢伙乖乖的認罰。你說，碰到這種情況，不粗行不行？”這番話，給大軍弄了個臉紅脖子粗。

閒話少說。吃過酒席以後，我們的頭都很暈，就睡了一個時辰，然後起來上了礦山。說是礦山，其實也就在楊洪恩家屋後的崗坡上。相距四百多米有兩個礦口，東南邊的叫做“長治礦”，是一個叫石林強的長治市廣愛縣人承包的。據說這個人太梗直，從來不巴結鎮裡的領導，可就是上交承包費利索。他們一年給鎮裡拿六十五萬；另一個叫做“錫都市礦”，一年只給鎮裡上交五十二萬。實際上，錫都市礦的生產形勢比長治礦好。為此，石林強很不服氣，總認為鎮裡有偏向，常給鎮裡提意見。由於整個礦山已經進入枯竭時期，井下打得礦洞套礦洞，兩個礦上的工人在下邊吃到肥礦時，常常會一向東一向西地打到一塊。穿幫以後，礦工們各為其主，偷偷地把地下水往對方的巷道里灌；磨擦逐步升級，鬧得最兇時，雙方礦工常常大打出手。因此，鎮裡給朱群才的任務之一，就是經常處理兩邊的矛盾。正是因為兩邊存在有這些基本矛盾，才給我提供了一個增加錫都市礦承包費的契機。同時，兩邊的承包合同都快要到期，卞州、嵩山市已經有人打招呼想接這兩個礦口，他們已經有了風聞，這兩塊肥肉誰也捨不得丟。在這個時候，利用矛盾，各個擊破，鎮裡多增加他們一點承包費，話就好說得多。

站在山上，朱群才、楊洪恩、長治礦的礦長老魏以及企業辦的管礦山這一塊的專幹，比比劃劃、指指戳戳地說了下邊的大概形勢，我們在心裡就有了下邊生產情況的大概認識，然後大家戴上頭盔，坐著捲揚機下了礦井。好傢伙！這礦井實在太深，出了罐籠，已經下到一百八十多米深。在好遠一盞昏黃的礦燈指引下，我們又向下走了半天，巷道並不規則，左右拐彎或者上上下下的，又溼又滑，不一會兒，我們就累得氣喘吁吁。楊洪恩說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這種礦井，平巷道並不需要用原木頂，一個個巨大的礦柱支撐著各個巷道，照毛主席的詩詞，可謂是“天欲墜，賴以柱其間！”看著這礦柱，叫我感到非常危險。有人說，坐飛機是死了沒有埋；在礦井裡幹活，是埋了沒有死。這話說得雖然玄乎，仔細想想，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