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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桌擦屁股化矛盾糾葛
翌日大早,我們幾個住在機關的書記、鎮長們就起來看院牆是怎麼塌下來的,很快院內的幹部們和一些起得早的群眾也都聚了過來,一下子,就站滿了人。我想,這院牆幸虧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傷人可不得了。因為院牆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來人往,這道牆東西長又有七、八十米,人們即使看得見也跑不及。我們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來這院牆是從地面上直接壘起來的,根本就沒有紮根腳。院內地勢高,院外地勢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堅持到現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蹟。我很生氣,問大家這是誰幹的好事,連個根腳都不下?同志們面面相覷,沒有人肯說出原委。見大家都不吭聲,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們留下來的茬子,大家怎麼好意思說出來?也就不再窮追猛問。我緩口氣對大家說,這院牆塌了實際是個好事兒,就這號糊弄人的壘法,遲早也是禍害。正好,我們好好設計一下,搞堅固一些,同時把車庫也蓋起來,大家表示同意。
於是就叫人去把建築隊的頭頭“精英”安雙辰喊來,帶他看前邊的院牆,儘快拿出重建的方案。私下裡,老安給我說明了為什麼沒有紮根腳的原因。他說,這個地方原來是一溜低矮的門面房,曲廣遠書記來了以後,覺得隨著事業逐步擴大,車輛增多,人員增加,咱們這個機關院本來就小,再留下門面房沒有多大意義,也很不雅觀,就把我們找來,讓我們把門面給扒了,只修一道院牆。這樣一來,就傷了包用這幾間房子的一些機關幹部的感情,他們明裡不說什麼,暗地裡卻唆使鎮裡姓江的幾戶群眾出面干涉。理由是,這個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從山西過來做絲綢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產業,一度非常紅火。可是,沒臨到解放,咱們的南下部隊路過這裡,就給他佔了。當時,中原省政府的省長就在這裡辦過公,以後又當過鄂北縣政府。再後來就一直駐紮的是領導機關。五十多年來,領導們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這一處若是農村地主老財的,早就給沒收了,可人家屬於個體工商企業,政策界限不一樣,1954年城鎮工商業改造時就確過權,有證據是人家的。由於是政府機關所在地,這一家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沒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他家的老人已經謝世,幾個兒子還是搬出政策,找來依據,不依不饒,想把房產要回去,說他們的爹爹臨死時還念念不忘這件事兒。在任的黨委、政府領導沒有一個不覺得這樣給他們太丟面子,就一直沒有答應。因為“遷都”是一件大事,咱這灌河街範圍內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好地氣的地方,儘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況搬一次要花上大筆的錢?於是產權之爭就由不斷上訪演變成了馬拉松官司。眼看政府要敗訴,當時的領導不得已就和江家達成了妥協,答應賠人家一部分錢,法院就按時價,給他們判了一萬多塊錢,可到現在也沒有給人家一分錢,就拖了下來。上次,廣遠書記一有動作,人家就找上門來,也不知是咋協商的,反正安排我們不扎跟腳就壘了院牆。領導定了,我們只得照辦。我心裡好笑,我們有些幹部,動不動就說群眾是“刁民”,其實,政府機關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眾耍賴皮。但我還是安排安雙辰,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個一勞永逸的。
仔細測算,大門口連個門衛房都蓋不成。如果蓋了,小汽車就拐不進來。所以,幾易方案,最後我拍板,就修一條院牆。但是,外邊一定要塗成像天安門那樣的紅顏色,我們黨就是崇尚紅色,因為紅色象徵著革命,象徵著共產黨的天下,象徵著事業紅火。
院牆一倒,冷颼颼的秋風夾裹著風涼話從前院穿過樓道,順著臺階,向北走又向東拐,一直進了我的辦公室,鑽進了我的耳朵裡。機關裡紛紛議論,這院牆倒了就不是一個好兆頭了,那棵柏樹枝折了,更是不吉祥,機關裡恐怕要出事兒。因為這棵柏樹是院內唯一的一棵最古老的樹,怕是在三百年以上,已經有了仙氣。還是曲廣遠書記在時,朝西北的一個枝子就折過,結果孟鎮長就栽了跟頭。事件的來龍去脈是,一次孟鎮長在招待所喝醉了酒後,走著蛇行步,三搖兩晃地回了機關,沒有過前樓直接到後樓進宿舍,卻上了前邊二樓東頭一個叫房青坡的屋裡。房青坡和他愛人杜紅葉都是機關幹部。小杜人也長得的確可愛,年輕,臉蛋漂亮,身材屬於魔鬼型別的,文憑比房青坡高,業務比房青坡棒,作風也很正派,正是女幹部的培養苗子。房青坡歷來就對他老婆不放心,終日疑神疑鬼的,幹一些跟蹤盯梢的見不得人的勾當。這一天,孟鎮長進他屋裡不過才一、二十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