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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是個例外,因為新東方從來沒有缺過錢,新東方的賬上加起來,原則上一般都不會少於兩億人民幣,所以從來沒有缺過錢。
新東方在資金使用上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東方發家時期,主要依靠自身資金滾動擴張,時間大致是從1993年到2000年;第二個階段是藉助外力時期,即從20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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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式,迥異的命運(1)
在新東方的第一個資金使用階段,即使已經知道英語培訓市場潛力巨大,但是由於民辦教育產權尚未清晰,俞敏洪的做法仍然傾向於保守和謹慎。為了求穩,他主要是採取“一個班搭一個班”的擴張模式,即最初沒有擴張資金就先做一個小班,等資金足夠了以後再開一個大班。由於英語培訓屬於短期培訓,俞敏洪可以透過租賃教室免除置辦固定資產所需的鉅額費用,從而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學校規模的擴張上。
這一做法的好處很明顯,雖然發展速度並不像某些民辦學校那麼快,但是新東方走得很穩健。在它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中,雖然也有過資金緊張的時刻,但總體上來說並沒有到傷及根本的危急時刻。而縱觀在早幾年發展迅猛的南洋、雙月園、金山橋等民辦教育集團,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赫赫有名的南洋教育集團,曾是中國民辦教育的翹楚。其最輝煌之時,在內地擁有12所幼兒園至高中一貫制學校。2003年南洋教育集團總資產價值就已經達到了13億元人民幣,2004年被評為“中國民辦教育最佳品牌”。然而在2006年年初,紅極一時的南洋教育集團轟然崩潰了,在短短數月內,其在各地的10所15年制分校接連關閉,師生全部被分流。
1994年,南洋教育集團在太原建立它的第一所南洋國際學校。此後幾年,南洋先後在大同、北京等地成立其國際學校。從1999年開始,南洋進入了快速、強勢擴張階段,幾乎以每年二至三所學校的裂變速度相繼建起了成都、青島、大連、昆明等地的南洋國際學校。至2000年,南洋已經形成了10校共同發展的格局,擁有2600多名教職工隊伍和1�6萬多名學生。
民辦教育的發展一般都依靠自籌資金。如果是民辦中小學,一般都得投入幾個億。而南洋如此快速的發展,其所必需的鉅額資金又從何而來呢?這就要提到一個叫“教育儲備金”的歷史產物。所謂的教育儲備金,是20世紀末曾被民營教育機構廣泛採用的一種“民間集資辦學”的融資方式。其內容是如果家長一次性交納一筆8萬元至20萬元不等的儲備金,此後就無須再繳納任何學費及伙食費等。待學生畢業之後,儲備金將全額不加利息如數返還家長。而收取的儲備金,則由學校主要用於開設新校,不斷擴大規模,構建規模效應和品牌效應。
南洋教育集團創始人任靖璽曾在他寫於2004年的《萬言書》中說,“教育儲備金”是南洋為了獲得發展而被“逼”出來的一著棋路。因為民辦教育是很難獲得銀行貸款的,理由有兩個:一是按《擔保法》第九條、第三十七條規定:教育是公益事業,公益資產不能用於抵押貸款;二是當時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規定,教育投資人不能以營利為目的。2002年年底透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五十一條以“合理回報”解決了民辦教育的贏利問題,在2004年4月開始施行的《實施條例》中,又規定出資人“可以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從民辦學校的辦學結餘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報”。但是,這“一定比例”是多大,沒有明確規定,也很難操作。而1995年3月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這條規定一直未作修改。因此,在金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夾縫中,南洋不得不另尋出路,透過吸納教育儲備金的方式獲得快速擴張。
“教育儲備金”模式之所以能在20世紀90年代風行一時,與當時中國存款利率極高的大環境也有著很大的關係。教育儲備金即使只放在銀行裡不動,也能有10%以上的利息可拿,足以維持學校的日常執行。更何況,教育儲備金的約定還款時間非常長,如果是從幼兒園到高中一貫制的學校,往往高達十年甚至更長。所以,假定宏觀金融環境、政策法規和生源數量沒有劇烈的波動,後債還前債的穩定性很高。當時,教育儲備金被民辦教育界當做“先進經驗”推廣全國。
但世事難料,從1998年起,由於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內需嚴重不足,央行為了刺激內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