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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唯一願望是和兄長七生（輪迴七次）為人，消滅朝敵。”正季哈哈大笑著回答。
正成也笑道：“既然你我願望相同，那就讓我們兄弟二人一同來生再戰吧！”於是兄弟兩人互刺而死，正成享年四十二歲。接著楠木一族一十三人和部下六十人都進入客廳自盡，或互刺或切腹，無一被俘。
足利尊氏聞訊後，對正成之死也很感動，派人將其頭顱送到河內水分的遺族那裡，葬於河內長野市觀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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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過評說
楠木正成之死的真因，從他的一些言論中可以找到。他說：“納諫用臣，是明君也。共進共榮，臣之道也。不納其言，不用其臣，則或死或退或隱，是賢臣之道也。”又說：“今日方為我方，明日即加入敵方，或今日方為敵方，明日即加入我方，此皆不懷義故也。吾正成以天下之君為主人，以義為己任，心無死生、榮枯、譭譽，從我者宜體此心。”甚至他說：“到了末世，即使對待像夏、殷之君也要始終無二心。”“不應只追求功名，要一心為義而死。”
由此可見，在楠木正成心中，“大義”名分是高於一切的。對於君主的錯誤，他只能做到勸誡，勸誡不成就只有離去，但君主面對危機的時候他又只有以死效命。如果像足利尊氏那樣“兵諫”也許效果會更好，但是無論兵諫是否帶有個人的野心，都無疑是犯上的舉動，不是楠木正成所能做的。而足利尊氏無疑是為了個人的野心，“建武新政”後沒見他勸誡過後醍醐天皇半句，反而是不斷把水攪渾，給自己起兵創造機會。假使足利尊氏真的是為了清君側，率軍兵諫，以正成的為人，他恐怕也依舊會站在後醍醐天皇一方，引兵與尊氏一戰吧。
因此說，楠木正成要做日本的龍逄、比干，即使對待夏桀、殷紂那樣的暴君、昏君也只能如此，何況後醍醐天皇還遠不至於如同夏桀、殷紂一般低劣呢。
另一方面，楠木正成作為非傳統武士階層的“惡黨”出身，使得他無法成為全日本武士的領袖。他的畢生奮戰，在某些人看來也是要努力改變其不為武士階層認同的出身，依靠天皇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然而，如果他當初京都保衛戰之時就投奔足利尊氏，成為足利氏建立的武家政權的重臣，得到了十一國的封地，那麼誰還敢輕視其出身？不是更容易融入武家階層嗎？
楠木正成無疑是一位忠實的儒教徒和封建教條的堅決捍衛者，正因為如此，使得他既不同意後醍醐天皇的復舊政治路線，又要無條件地效忠於後醍醐天皇，這就決定了他只能是一個悲劇性的犧牲品。
湊川決戰以後，後醍醐天皇再度被趕出了京都，而足利尊氏則擁立持明院統的光明天皇，並且受命開設第二個武士政權——室町幕府，日本進入了兩統並立的南北朝時代。
正成死後，曾一度被足利尊氏扶植起來的北朝定為反賊，這無疑是出於足利方的政治需要。在南朝，則尊他為天皇的忠臣，後醍醐天皇追封他為正三位羽林中郎將。南北朝時代最終由尊氏的孫子足利義滿結束，南朝因為在長年的戰爭中忠臣良將皆失，被迫交出神器，北朝一統日本。等到足利幕府衰弱後的永祿二年（1559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親町天皇下敕，正式恢復了楠木正成的忠臣名譽，當年正成曾經激戰過的廣濟寺也得到修復。
到了江戶時代，獨尊朱子學說，提倡大義名分論，編纂《大日本史》的德川光國從正統思想（以南朝為正統）出發，於元祿三年（1692年）在湊川重建楠木正成的墳墓，樹立“嗚呼忠臣楠子之墓”的墓碑。碑高三米，碑身背後有明朝遺臣朱舜水作的贊，京都書法家岡村元春刻。從此以後，楠木正成被日本人當作忠臣的模範，有口皆碑，特別是近代的幕末志士都受他的影響，成為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政府的倒幕武士的榜樣人物。
元治二年（1865年）、慶應三年（1867年）、明治元年（1868年），島津久光、德川慶勝、東久世通僖等人，先後建議建造神社祭奠楠木正成。明治五年（1872），明治政府建立湊川神社，主祭楠木正成，附祭正成的兒子楠木正行、弟弟楠木正季等楠木一族十七人，其牌位是明治天皇的御筆。這樣一來，楠木正成算是徹底從人變成了神。
至於此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楠木正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