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戀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不是所期盼的永久首都。雖然如此，平城象徵了日本努力向中國學習的高度。我們不僅從都市設計，也從諸如東大寺等壯麗建築物及其巨大青銅佛雕像，看出中國物質文明對它的影響。東大寺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築物。廣義而言，奈良時代也許短暫，但它最清楚地顯示了律令制與其他受到中國啟發之政治、法制改革的作用。
在奈良時代，漢文寫作產生日本最早的真正書籍，《古事記》在712年出現，《日本書紀》在720年出現。不久之後，最早的詩集產生，《懷風藻》在751年問世，《萬葉集》在759年問世。某些檔案甚至運用印刷術——另一項中國的影響。事實上，770年左右奈良朝廷印刷的佛教符咒，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
然而，對中國事物的尊敬未導致不加區別的模仿。日本人常常對輸入的事物加以修飾。舉例來說，聖德太子引進的位階制，理論上（如同在中國）應基於能力而非家世。然而，實際上，特別在奈良時代，日本官僚制的階級與職位很快地由世襲的家族地位而不再由能力決定。這是說，中國官僚世界憑藉考試的惟才主義，對於日本人並不太稱心。鑑於今日日本考試的重要作用，這是令人意外的，但從精英階層欲確保控制與穩定的觀點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
今日的考試非常注重背誦與多重選擇方式。今日的體制讓有才能的人成功，但確保他們順從、不致威脅精英分子的選擇。
雖然以漢字做基礎，《古事記》，尤其《萬葉集》，已顯示出獨特的日本書寫體系的雛形發展。法律也顯示出重大的修改，例如，相對於中國，刑罰在道德上寬容的日本較為寬大。土地分配製度也不同，在日本分配土地時男女都有份，而唐朝分配土地女性根本沒有。
另一項對於中國文化的很重要的修改是“天命”。在中國，皇帝僅在有德行時，才能靠天命統治。如果人民認為皇帝無德，人民可能推翻他。這項習俗在日本被“忽略”，大和統治者與其接受人民的判斷，毋寧自稱是神的後裔將統治權合理化。
我提及中國皇帝時故意用陽性代詞，因為中國人偏好皇帝由男性擔任。這是日本未加修改的一項中國習俗。雖然在很早時期日本有多達六位女皇，但從770年起至今只有兩位女性登上皇位，兩人都短暫在位且只是名義上的君主。這兩位女天皇是明正（1630～1643在位）與後櫻町（1762～1770在位）。她們兩人在位的時期都是天皇職位由幕府將軍控制的時期。
當然，生活不受朝廷的侷限。儘管各方面大有發展，但老百姓仍承受許多苦難與飢餓。例如，730年的一份檔案記載著安房村（在今日千葉縣）的414戶之中，至少412戶人家生活僅夠餬口。另一份檔案記載著，在今日的福井縣一所村落，1019戶之中僅有996戶生活夠餬口。
僅大約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開墾為稻田，因此沒有足夠的農田分配，政府的分田機構無法長期適當運作。而農業技術缺乏效率，這意味著土地開墾與利用存在許多缺失。甚至於許多已開墾的土地很快地荒蕪了。
農民也苦於重稅負擔，這大都是由異常熱心佛教的聖武天皇（724～749在位）引起的。他不僅在首都建造東大寺，也分別在各地方（當時的地方單位稱為“國”）建造國分寺，都是花費巨資建造的。他熱心佛教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在735～737年天花傳染病流行時，遭受大難。這次瘟疫消滅了若干區域的人口，全國總人口減少了約1/3。聖武感覺他本人必須為自己任內的這場瘟疫、若干次饑荒及其他災難負起責任，因此他虔誠地轉向佛教求助。
第一節 有限度地向中國人學習（2）
饑荒發生時，政府時有救濟，而在諸如流行天花傳染病等特別嚴重的災難中，甚至對農民免稅。743年修正的一項法律，允許墾地農民的家族永久擁有該農地，政府藉此鼓勵農民墾地。當時土地愈來愈傾向恢復私有制，這項法律修正是重要的一環。
然而，一般而言，對於佔當時總人口95％的農民來說，稅負愈來愈重。由於愈來愈多宗教機構與貴族家庭不必納土地稅，納稅負擔就更加轉移到農民身上。在收成不佳與重稅壓力下，許多農民乾脆離開其土地，到免稅的寺院與貴族私人莊園工作，並接受這些豪族的保護。但事實上，莊園生活對他們不一定更好。這些地主可以向那些在他們的莊園中耕作的農民抽稅，而有些地主比政府還要無情。
關切社會的《萬葉集》詩人山上憶良，他的詩大都是在奈良時代早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