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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犯罪的案件中，盜竊案件大幅增加，根據法務省所述，這也是對經濟形勢的一種反映。
景氣衰退帶來的另一項影響是，被誇大的終身僱用制（依賴持續的高度增長）實際上崩潰了。在1992～1993年的僅僅兩年間，總共6萬名經理（應該是最穩當的職位）被解僱。在其後幾年，十個經理之中有一個以上不是被解僱就是被降級。憂心忡忡的經理們成群加入現在迅速增長但從前幾乎不被人注意的獨立工會。例如，在不到兩年內，原本鮮為人知的東京企業經理工會會員人數增加20倍。不少被解僱或降級的人提出法律訴訟。1996年，為了起死回生，一家日本大企業必須請一名西方人接管出任總公司總經理——蘇格蘭人亨利·華利士（以前由福特公司僱用）出任馬自達公司總經理。其他公司也陸續仿效，如1999年尼桑公司聘請了法國的卡洛斯·戈恩。
終身僱用一直是有關日本人“特有”的日本家族關係、集團忠誠及和諧等日本人論思維方式的堡壘。終身僱用的崩潰對這樣的思維方式大大地造成傷害。很多大公司終止了這項制度，如1999年豐田公司就正式終止了終身僱用制。從管理上來說，終身僱用制並沒有被全盤否定：人們的共識是儘管它不再是個絕對目標，但仍然是個有用的目標。如戈恩在2003年末指出的：“我認識到了終身僱用的價值，尼桑並不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實力。終身僱用制度是一個目標，但並不是一條需要不惜代價必須遵守的規則。”然而，終身僱用地位的改變已經顯示出“日本模式”並不總是正確的，這讓日本管理階層更加現實了，也讓世界瞭解到了這一點。
第五節 前途未卜的超級強權（2）
這一變化必然帶來僱員預期的變化。例如，根據2000年釋出的一份關於勞動狀況的政府白皮書，20世紀90年代在年輕的成年人口中出現了“自由打工族”（freeters）。freeter這個詞是由英文詞free（自由）和德語詞arbeiter（勞工）組合而成，指即使有可能也不會終身為某個公司工作的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自由打工族”的數量已經增長了三倍，目前大約200萬日本年輕人屬於這個人群。
從國際上看，泡沫的破裂迅速減輕了日本與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曾認為泡沫不可避免地會破裂，雖然泡沫比預期的要持久並已經開始使人對他們的預測產生懷疑。泡沫的破裂使世人安心，經濟法則畢竟行得通，不能被一個真正的日本“經濟奇蹟”所愚弄。它也意味著不必再擔心日本會把全世界都買下來了，或許甚至更重要的是，從較廣泛意義來說，它使自負的日本人洩氣。太平洋戰爭從軍事角度打擊日本人的優越感，而泡沫及隨之而來的景氣衰退現在從經濟角度發揮了同樣的功能。它對日本未必是敗北，因為日本仍舊是很強大的經濟強權，但它確實顯示了日本不是無敵的。
日本民眾較不安心。事實上，他們非常震驚。他們對於日本的財富未被用於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質量已經很氣憤了。經濟的崩潰現在意味著真正的改善將再度延期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為國家所付出的辛勞與犧牲有白白浪費之虞。
同時，涉及政治人物的更多弊案被曝光。1992年，另一件大弊案曝光——佐川急便案。再度有大批政治人物與官員涉嫌收受大筆金錢，賄賂者這次是佐川急便公司（包裹遞送服務）。再度有重要人物涉案，如竹下登與中曾根康弘。黑社會涉案也很明顯。
民眾對經濟崩潰、生活質量仍舊差勁及政府仍舊腐敗是如此氣憤，以至於這一年的10月一名自衛隊少校柳井晉作公開討論軍事政變的理念。他聲稱，當全國人民受苦時，政治人物中飽私囊，而腐敗必須加以阻止。他的說法獲得許多人的同情，但人們比較不認同他主張的由軍方接管的理念。大多數日本人很想避免這樣的事，因為日本以前曾走過這條路併為此付出代價。柳井被免職。
柳井不是惟一被免職的人，自民黨也在翌年7月失去政權。1993年6月，國會透過對1991年11月以來擔任首相的宮澤喜一的不信任投票。1989年，宮澤擔任大藏大臣（財長）時曾因瑞克魯特案辭職。在他返回政界時，他承諾要把日本建造成“生活方式的超強”，試圖以此安撫民眾。這承諾顯然未實現。國會透過不信任投票後，翌月倉促舉行大選。自民黨在該大選中未能在極重要的眾議院獲得過半數席次，在511席中只獲得223席（眾議院議員人數有增加，戰爭剛結束時，眾議員人數是466人）。
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