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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水平被黑人與拉丁美洲裔拉低了。
由於西方國家強烈反應，中曾根不得不為他的演說道歉，但他這個演說是在國際社會的批評迫使他將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免職僅幾周後發表的。藤尾受到國際批評是因為他公開淡化南京大屠殺暴行，並且說朝鮮必須為日本在1910年吞併朝鮮負起部分責任，因為朝鮮同意兩國合併。這似乎說明藤尾的命運沒有給中曾根（以及其他發表類似評論的人）任何教訓。
但國會議員同時也是小說家的石原慎太郎公開批評中曾根軟弱且對美國里根總統唯唯諾諾。石原在1989年與人合著的一本引起爭論的名叫《日本可以說不》的書。
《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為石原和索尼公司董事長盛田昭夫合著。盛田因為擔心他在美國的利益受到傷害，而堅持1991年出版的該書英文版不列出他的名字。盛田認為西方人不會真正去注意用日文
寫的東西，這有如中曾根康弘以為西方人不會注意他在1986年用日語就黑人與拉丁美洲裔所發表的評論。他們兩人都用例項來說明日本人的普遍的想法：日本跟世界其他國家是不同的，而且是僅僅保留給日本人的一塊聖地。
這本書的作者對二流的美國的抱怨與要求（要求技術合作）表示強烈怨恨，而且也清楚地顯示對日本的優越感的強烈的民族主義信仰。作者在書中宣佈，日本是未來的關鍵，而美國應該瞭解這一點並停止期待日本屈居下風。日本應該對美國採取較強硬路線，停止隨美國的音樂起舞。
這本書是一種煽動性的作品，很像1937年的《國體之本義》，訴諸感情而非理智，作為對西方痛打日本的一個反應。尤其他覆誦人們時而聽到的一項指控：美國因為種族歧視的原因對日本使用原子彈，不對德國使用。這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原子彈直到1945年7月才試爆成功，那時德國已經投降兩個月了。事實上，該書作者視美國人的種族歧視為所有問題的根源。然後，很顯然作者沉醉在強烈民族主義之中，認為東亞、東南亞國家近年來在經濟上的成就和這些國家曾一度（不管有多麼短暫）被日本佔領的事實有些關係（而這些國家從前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時並沒有獲致這樣的成就）。
另一方面，雖然有石原等人挑戰西方的批評，政府裡的人則嘗試採取較懷柔與建設性的方式。他們提倡日本的國際化，作為20世紀90年代的標語。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日本嘗試使其國際關係多元化，不過分依賴跟美國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因為更多國民赴海外旅行。政府採取若干積極的舉動，諸如設立外國學生獎學金與年輕人的交流計劃。但人們很快批評日本濫用國際化的精神，不但沒有使日本與世界交流，日本似乎利用國際化作為向世人解釋日本的工具——或更確切地說，為什麼日本跟其他國家不同（而且較好）。舉例來說，新成立且由政府支援的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像是在出版那些強調日本的獨特性且在某種程度對日本有利的日本人論作品。
西方對日本的批評有些在日本民眾之間引起共鳴。在1979年傅高義讚賞日本第一的同一年，歐洲共同體（European munity）某委員會的一項報告提到日本人是住在“兔小屋”裡的“工作狂”。這兩種輕蔑的措辭都對日本人的自尊造成極深的傷害，特別因為它們似乎包含一些事實。日本人確實每年比典型的西方工人多工作大約400小時，而他們確實住在小房子裡，大約90平方米，比起典型的美國住宅只有一半大而已。
第四節 經濟強權的差錯（3）
這些不是奉承的話加上其他諸如“富國窮民”等話，也令人注意到有關日本人生活質量的較廣泛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期間逐漸被提出的問題。日本人不僅工時長，住在狹窄的屋子裡，而且他們往往花費一小時坐擁擠的火車去上班，然後下班後坐一小時的火車回家。住在東京地區的人每人享有的公園綠地空間僅及倫敦居民的1/12。至少東京的大多數房子有排水裝置，因為排水裝置（抽水馬桶）的全國比率仍然是半數以下。而當地價在泡沫年代上漲時，即使“兔小屋”都變得如此昂貴，連續幾代的抵押是大多數人能夠設法買房子的惟一方式。在80年代結束時的1990年，長期批評日本的瓊恩·沃羅洛夫（Jon Woronoff）出版《日本絕非第一》（Japan As—Anything But—Number One），繼續抨擊日本頌讚最高峰的傅高義的《日本第一》。他在這本書中特別批評日本人的差勁兒的生活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