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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克服了不干預主義，並把美國拖進對德戰爭中，因而幫助了英國，這正是丘吉爾非常想要的。羅斯福本人後來告訴丘吉爾與斯大林，倘若不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他將很難把美國人帶入戰爭中。但這是對目標完成的滿意表達還是僅僅是事實陳述？這是有關“珍珠港事件”的無止境的、錯綜複雜的爭論的曖昧性質的典型範例。雖然這一爭論對於那些對日本有興趣的人是迷人的、有意義的，而對於專攻美國政策的史家仍然是一個主要關切點。
從日本觀點來看，事實是他們現在正與美國交戰。儘管在日本有人批評僅出動兩波攻擊是不夠的，人們仍熱烈慶祝，包括皇宮裡的人。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早期階段獲得一連串勝利，歡樂氣氛也隨之而來。
“珍珠港事件”發生僅幾小時後，美國在菲律賓的空軍受到日軍攻擊而嚴重受損。在一星期內，泰國在外交上屈服而被日軍佔領。馬來亞外海的英國小艦隊受到重創而癱瘓，使日軍能在這一地區推進。關島在12月11日淪陷，若干其他太平洋島嶼在其後兩個月淪陷。香港在12月25日被佔領。婆羅洲在翌年1月19日投降。2月15日，日軍出人意料地從陸地攻擊新加坡後，新加坡無條件投降，這是英國軍事史上最糟且士氣最低落的時刻之一。新加坡被大多數英國人視為難以攻陷並且擁有約7萬戰鬥人員，是攻擊新加坡的日軍人數的兩倍以上。到2月底，蘇門答臘、帝汶與峇裡也陷落了。巴塔維亞（雅加達）在3月6日投降。3月8日，仰光陷落。3月9日，爪哇陷落。在菲律賓，馬尼拉於1942年1月2日陷落，但巴坦島支撐至4月初，而哥瑞吉多島（Corregidor Island）支撐至5月7日。3月，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奉華盛頓方面命令，離開在菲律賓的基地前往澳大利亞。他的名言“我會回來”（I shall return）成為太平洋地區盟軍的激勵口號。
日軍的初期成功，部分是因為盟國在歐洲被佔領，但一大部分也因為日軍攻擊的強度。這是出乎盟軍意料之外的。丘吉爾評論新加坡的淪陷說：“日軍的猛烈、技巧與力量遠超過我們所預期的。”很多人同意他的看法。西方人嚴重低估日本，這包括日本的西方盟國。希特勒尤其因為劣等人種（德文，Untermenschen）日本人部隊在新加坡輕易打敗白人部隊而感到不安。
在日本人自己看來，日本人的強度是強在他們的精神。他們感覺他們的力量比受到物質主義與利己主義削弱的西方人還要大。這精神力量包括戰鬥至死的決心。例如，在1943年5月盟軍反攻阿留申群島成功的戰役中，日軍有2351人喪生，僅有28人投降。這84∶1的死亡對投降的比率，對於日軍來說很常見。它甚至於被某些個案所超越，例如北緬甸戰役的死亡對投降比率是120∶1，並且被俘虜的日軍不是受傷就是昏迷或失去戰鬥能力。這跟盟軍一死四投降的比率形成強烈對比——幾百倍的差別，盟軍的這一比例被集體投降的事例大幅拉高，諸如在新加坡的英軍。
但是如後來的口述故事所顯示，並非所有日本人都準備戰鬥至死。有些人確實投降了，尤其是在戰爭的後期階段，雖然到那時許多人感覺難以這樣做，因為任何一方都僅捕獲很少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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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太平洋戰爭（3）
日軍“有計劃且紀律良好”的投降的一個例子是，42名日軍（是俘虜他們的澳大利亞部隊人數的兩倍以上）1945年5月3日在新幾內亞沃姆格勒投降。據作為審問員兼譯員的Thompson指出，這批人的投降是例外情況。
但整體來說，大多數日軍寧願戰死不願投降。當然，許多人被教導去相信為國犧牲個人生命是對天皇─神的終極服務，個人存在的目的與終極淨化。口述故事再度顯示這種死亡願望的程度，而死亡願望有時使那些企圖為此犧牲但未能如願的人感到極度痛苦。
例如由橫田寬口述的題為“志願者”的故事。橫田是自殺飛行員，但因諸如機械故障等問題而壯志未酬。他說：“俗話說：‘武士道是找地方死。’那是我們的熱望，我們懷抱多年的夢想。一個為國犧牲的地方。我很高興生為男人，一個日本男人。”他是眾多高估死亡在傳統武士道之中的角色的人之一。他也提到羨慕那些被挑選從事自殺飛行使命的人，提到那些像他這樣
中途返航而受到鞭笞的人，即使中途返航是因為他們無法控制的原因。他的痛苦持續至戰爭結束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