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江、張石銘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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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規矩是，沿海“煮海為鹽”的鹽民只有生產權，而沒有經營權，也沒有運輸權，只有獲得了鹽票的鹽商才能到鹽場收購，之後從事運輸和銷售。鹽票是官府掌握下發的，假如鹽民私賣和私自運輸食鹽，那就是私鹽販，手握鹽票的鹽商就有權力緝私捉拿。

如同做絲的生意一樣，張家自己並不直接從事食鹽的生產，而是低價從沿海的鹽戶那裡一家家地收購上來，集中之後運到指定的地方，再轉運到各地銷售。那時無論是運鹽還是賣鹽，沒有不發財的。張恆源鹽號的總號（俗稱張家鹽公堂）最初設在杭州，後來遷到上海。

沒過幾年（1864年）太平天國果真失敗，大清王朝重新恢復官鹽了，“鹽票”的價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兩銀，大票值1000兩銀，向人出租一張“小票”一年也可賺500兩銀子，張家的財富一夜間暴漲10倍，驟然成了浙江鹽業巨頭，連李鴻章的親家江蘇宜興任家（李鴻章最小的女兒嫁宜興任德和，任家後代稱之為“九公公”、“九婆婆”）業鹽，也要仰仗張家的鼻息了。所以，後來張頌賢的孫子張靜江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時，想開闢一條中法之間的貿易渠道，託孫寶琦寫信給上海的實業巨擘盛宣懷，求其與之溝通，孫寶琦在信中稱張靜江“其家世代饒於資”，即是指此。11

張頌賢的“鹽票”後來還不止於此。張謇為其撰寫的《墓碣》（即《烏程張封公墓碣》）中還說：“同治初年，寇亂甫平，改引額為票運，繼又規復舊章，而私販充斥，引滯課詘，商用愈病，浙西鹽法大壞矣。巡撫召商集議，令願棄引者聽，棄則悉畀公。”12這就是說，在太平天國剛剛被鎮壓下去的時候，清政府又要恢復正常的鹽業秩序和稅收制度了，浙江巡撫大人曾召集過一次商業巨頭的會議，而張頌賢也被召集在內，這就很清楚地說明了他當時的地位和影響，此其一。不僅如此，巡撫大人還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來參加整頓鹽務，並在會上動員各位：凡對大清“鹽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將“鹽票”讓給張頌賢好了！如此一來，張頌賢有了官府的支援，更加大膽地收“鹽票”了，先後共得20萬引（一引為380斤鹽），成為浙江最大的鹽業壟斷者。

至於巡撫大人為什麼這麼看重張頌賢，為什麼動員大家把“鹽票”讓給張頌賢，為什麼甘做他的後盾，回答這個問題，用得著張靜江對他兒子張乃昌講的一句話：“因為張家人對朝廷立了功，作為回報，官家給了鹽票，從此經營鹽業，就更加發財。”13

至於張家祖先究竟為朝廷立了什麼功，朝廷具體給了張家多少許可權，為什麼他居然能調動前任安徽按察使張學醇和知府沈平章，來先後為他“總其事”14，如今已經難以詳加考證了。總之張家確實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援，是在有“尚方寶劍”的情況下，來從事具有壟斷性質的鹽業的。如何獲得官府的保護傘，這是張頌賢留給後人的又一個謎。

然而光有“鹽票”還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許可，有了營業執照，想要真正生利，並能如數交納鹽稅，就必須有效地遏止私鹽氾濫。於是，他“連約諸商，變通成法，並江海、浦靖之巡為二，以分緝內地、外洋之私，並常、鎮、蘇、淞之廒為一，設帑引三萬四千道，均於諸鹽商輕課減價，以陰敵緣江並海之私。於是商利溢滋，官課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豐大。”（張謇《烏程張封公墓碣》）可知此張老太爺，還以剛柔並濟的管理才能稱雄，居然成功地“懷柔”了諸商，加強了緝私，把常州、鎮江、蘇州、松江等地的鹽倉統一管理（這很可能就是後來民國年間的蘇五屬鹽商公會的雛形），既保證了官府的稅收，又使各地鹽民、鹽商獲利。

1。從湖州南潯闖進上海灘的“大象”（4）

當然，他成了這一壟斷性的行業中最大的得益者，營銷的範圍從浙江發展到江蘇和安徽，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慶裡設立鹽務總管理處（又稱“張恆源老賬房”）外，還在蕪湖、宣城、太倉、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宜興、溧陽等地設立分支機構，亦稱“鹽公堂”（因不僅有專營鹽業的各種特權，還有查緝和扣押私販之權，故名），就使張家的家業，更加迅速地膨脹起來。

緝私鹽（鹽梟）之事，歷來極為危險，歷代朝廷都是要真刀真槍地鎮壓的。揚州的鹽梟徐寶山，曾擁有上萬人的武裝，與官府抗衡多年，直到民國後才被招撫。招撫後還不老實，最後被張靜江設計炸死15。浙江沿海產鹽區一向也是“事故多發地段”，想必不動用槍桿子是無濟於事的。那麼張頌賢一個商人，何來槍桿子去對付鹽梟橫行呢？這真叫老天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