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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初至今一晃又是四十多年過去了，橋上的那些石板也該掉光了，現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人多高的蘆葦。
那麼，既然老宅院與新宅院僅一牆之隔，當年為什麼沒被日本人燒掉呢？推算起來，大概要歸功於那高出屋頂一二丈高的封火牆了吧。高高的封火牆把張家老宅院緊包密裹，就為後人留下了一座今天的張靜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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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石銘適園藏書譽滿天下（1）
現存臺灣中央圖書館的適園三代藏書
現在臺灣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裡，收藏著一大批張氏家族的藏書，是張石銘、張芹伯、張蔥玉祖孫三代的藏書。
據該館老研究員蘇精先生撰文介紹說：“張鈞衡（石銘）祖孫三代的這些圖書，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央圖書館所獲的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舊藏，目前該館約十四萬冊善本書籍中，適園三代的印記最多。這大批古本珍籍灌注私人心血於先，繼之公家力量保藏於後，傳諸久遠可待。比起蔣氏‘傳書堂’的灰飛煙滅、或嘉業堂的離散四方，真是幸運之至。張氏父子、祖孫是可以了無遺憾了。”9
這些足以“了無遺憾”的藏書究竟是些什麼書呢？
蘇精先生在《藏書之鄉 藏書之家——張鈞衡適園》一文中介紹說，張石銘適園藏書的精華主要有幾個方面：
首先是豐富的宋元珍本藏書。
在1916年張石銘印行《適園藏書志》時，他的藏書就已達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到他的長子張芹伯（乃熊）編《芹圃善本目錄》時，所藏宋刊本已達88部、元刊本已是74部了，這就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其實，這個數字還不是適園宋元版本的全部。
據張芹伯的三兒子，現年70歲、寓居蘇州的張澤璂先生說，在《芹圃善本書目》上著錄的還不是適園善本的全部，因為在1941年（鄭振鐸代表重慶方面前來收購古籍）之後，家中還留有不少藏書，這些書後來分為三個部分散出。
一部分在1950年代初，張蔥玉與鄭振鐸再次來到張芹伯家（當時張芹伯已去世，其夫人郭後全尚健在），動員家屬向國家捐獻藏書。張家捐獻了一批書，其中仍不乏宋元版本，張蔥玉事後還有獎狀送來（這個獎狀後來毀於十年浩劫）。至於捐書的詳細目錄，也毀於十年浩劫，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部應有記錄。另一部分在1950年代後期及三年困難時期，張芹伯夫人為了生活逐漸賣掉了。最後一部分，是郭後全留給三兒張澤璂的一部善本書。因為解放後張澤璂在蘇州一家工廠工作，生活不富裕，其母為其補充營養，給了他一部其父留下來的古書。張澤璂後來將此書帶到蘇州，在護隆街的古舊書店裡賣掉了。由此可知，張氏適園藏書的精華遠遠不止《適園藏書志》和《芹圃善本書目》上著錄的內容，其宋版書的總數，恐怕已經超過了100部。10
在他們父子相傳的宋版書中，有一部較特殊的《東都事略》130卷，是從晚清皇室怡賢親王家中流出來的，上面欽有“怡府世寶”、“明善堂”、“安樂堂”等印記，後來流落到日本。民國初年被法律專家，同時也是大藏書家的董授經（董康）所購得，帶回國內。張石銘以千元之價收歸入庫。這部書在目錄頁的後面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兩行牌記，其作用類似於目前“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之類，可知從那時起，人們對版權的保護意識就已經覺醒了。
張石銘的宋版書中還有兩部很有意思的書，即《北山小集》和《李賀歌詩編》，這兩部書都是利用當時廢舊的公文紙的背面印製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手寫的官府賬簿冊紙，其中官銜和人名、年月和記項，均歷歷可辨，甚至上面還留下了不少宋代的關防朱印，這真是一部難得的八百多年前的官府經濟史料。《李賀歌詩編》在20世紀70年代，已由臺灣中央圖書館以線裝仿古的形式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最初幾年中，印行了此書，是屬於“文革”之後最早解禁的古籍之一，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當時還有種說法，說是毛澤東很喜歡“三李”的詩歌。三李是指李白、李賀、李商隱。既然是偉大領袖喜歡讀的書，自然是古典文學中的精華了，其社會影響就遠遠超過它的版本價值和學術價值，成了印刷數十萬冊的暢銷書。這大概是張石銘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其次是有數量驚人的抄本、稿本和名人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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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石銘適園藏書譽滿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