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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代人，也應該對自然的偉大力量抱著虔敬的態度，這樣才能稍稍節制人類的傲慢。
人類的傲慢破壞了自然環境，帶來了以地球暖化為象徵的、深刻的環境危機。地球已處於危險狀態，2008年參加洞爺湖西方八國會議的首腦們都承認了這個事實，但誰也不肯承諾“自己率先垂範，為改善環境做出犧牲”。對危機的認識不斷加深，但具體對策卻向後拖延，會議就這樣草草收場。
我以為，“國家”存在的本身就帶來了人類的傲慢。不論大國還是小國，不論先進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家都在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國益”。所謂“國益”，實質上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私利”，各國為爭奪自己國家的私利而陷入傲慢。
各國只主張自己的“國益”，當然會發生衝突。極小、極小的領土歸屬問題，往往引發了國際性紛爭。由開始時小小的火種最終導致了大動干戈，而且在核擴散難以遏制的今天，還可能誘發核戰爭。為了防止此類悲劇的發生，我們都必須迴歸謙虛的態度。
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如果各國一味強調自己國家的利益，人類將無法生存下去。以“利他之心”考慮人類全體的利益，國際社會必須建立起能夠持續和平繁榮的鄰居式的友好關係。
在自然界，在這個狹小的地球上，動植物都在友好地共生共存，只有人類製造出國家，決定了國境，主張自己的“國益”，計較自己的得失。人類要向自然界學習，迴歸謙虛的美德，感謝自然的恩惠：不是我們在自然中“活著”，而是自然“讓我們活著”。如果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重新迴歸謙虛和虔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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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史觀”將人類變為慾望的奴隸
｜梅原｜
在學生時代，我就產生了對近代文明的懷疑。在大學時，我喜歡閱讀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的著作。尼采說：“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陷入了巨大的虛無之中。”所謂“自文藝復興以來”，就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時代。當時，無論對西方還是全世界來說，都是所謂“光速時代”，然而尼采卻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預言。別忘了那是19世紀中葉，尼采的見解是非常了不起的。受這種哲學的影響，我也有了同樣的預感，所以在畢業論文中，我提出了“進步思想是否會走到盡頭”這樣的問題。
當時社會上流行所謂“進步史觀”。“進步史觀”分兩種型別，一種認為：“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社會主義即將到來。”這種觀點在知識階層中非常流行，但我卻有一種直覺，覺得這個觀點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定的錯誤。因為比我預料得更快，以蘇聯為首的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分崩離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種“進步史觀“的錯誤。
另一種“進步史觀”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就能建立又富裕又便利的理想國家。”這種思想在戰後的日本盛極一時，特別是部分社會主義崩潰後，有些思想家甚至提出：“這就證明了資本主義是正確的，是值得謳歌的。”但是，我認為這種論調也屬謬誤，我就一直在論述資本主義也將崩潰的道理。
戰後的日本，有一種強烈的信念，相信“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即將到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日本列島改造論”。但是大約十年前，這種美好的願望開始變得令人懷疑，因為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發展的結果，出現了環境破壞和核武器擴散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不好應對與解決的。
二十年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識到這些問題，但現在在大多數日本人的心裡已經抱有這樣的疑懼：“現代文明的方式存在問題”，但是，“話雖這麼講，問題總能解決吧。”大多數人願意心懷樂觀，因為人們從心底裡“不願放棄又富裕又便利的現實生活”。可以說，人類已經變成了慾望的奴隸，已經喪失了自己的人性。
稻盛先生對現代文明懷有深刻的危機感，這在日本的經營者中非常少見。稻盛先生的擔憂始於何時呢？
經濟增長或已不要
｜稻盛｜
大約從十年前開始，我的這種擔憂就一年比一年強烈。正如梅原先生所說，“要追求更加富裕的生活、更加便利的社會”，我們人類將這種慾望當做動力，發展了科學技術，收穫了富裕而便利的現代文明，這一切我們統統稱之為“善”。
在近代文明形成之前，人類為滿足自身的慾望開始掠奪自然。“要想富裕，只要利用自然就行”，這種無止境的慾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