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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也不需要講道理，鎮定、樂觀、表率作用，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真正認識這個連隊的幹部。敵人炮擊時，他們總是守在洞子口，有情況的時候，他們衝在最前，當軍工運來有限的物資時，他們先分給傷員，再分給戰士，最後才是自己……而平時當我作為一個“蹲點”的幹部看他們時，看到的只是他們誰講了什麼怪話，誰的愛人來了在炊事班拿過東西，純屬雞毛蒜皮！
戰爭，使我懂得了如何識別幹部！
我們連有個戰士感到日子太可怕太孤獨，在執勤時開槍自傷，後來被押送回家。按說，這件事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如果當時的上級懂一點辯證法，反證出絕大多數同志能挺得住熬過來，守住了陣地是很了不起的事嗎？可上級不這麼看，打完仗下來，這個連的幹部都被處理了。
我至今為這件事感到不平！
我留下了，至今還是正連。有的同志說當初你不要求下連，何至於吃那麼些苦，何至於這個樣？這是實情話。正因為這樣，我感到心灰意懶，感到壓抑。
部隊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黨風不正，對幹部的使用有的只講聽話，講關係，能打仗的，有本事的，沒上面這兩條你就得“滾蛋”！一仗打下來，真正作到論功行賞，據我看，不容易！
據我所知，基層幹部有一種“看破紅塵”的念頭，百分之七十想走！
我不知，未來的仗如何打？
副教導員之死
………李代增（副團長，白族）
講邊防守備部隊對敵鬥爭之複雜，我給你講個例子。
團裡通知三營………我當時是三營長，………三營副教導員曹政林從陣地到山下供應點開會。這段路程大約四公里左右，下山一個小時就攏了。
當天，有個戰士觸雷負傷。曹政林本應和護送傷員的人員一起下山，但他正和文書下棋，殘局未了，就叫擔架隊先走一步，通訊員畢之榮也只得等著他。
擔架隊出兵後大約不到十分鐘，他們上路了。通訊員背支衝鋒槍，他只提個收音機。
晚七時多，也就是擔架隊出發一個半小時後，山下打電話問：曹副教導員怎麼還沒來？我們問：擔架隊呢？回答是：擔架隊已經返回了。
我們一聽，壞事了。立刻通知全營高度警戒，嚴密封鎖防區內所有通路。
到八時半，擔架隊回到陣地，說根本沒見副教導員和通訊員。
根據團的指示，我們立刻派出兩個連在這個路段上相向搜尋。當晚傾盆大雨，天漆墨黑，來回搜尋幾趟，無所發現。
到第二天凌晨，在離副教導員出發地幾百米處，找到通訊員遺體。他被子彈擊中頭部，胸部也多處有槍傷，被塞在草叢中被一些枯葉亂草掩蓋著。在他附近，刺芭林中有幾塊坑窪，估計是敵人的埋伏地。接著又發現近處矮樹林中一塊有十多米直徑的搏鬥撕打場地………泥地被踏得稀爛，有五指抓出的印痕，草棵伏倒，矮樹上沾著泥水與血跡。從這裡往敵方延伸出一條溝槽，至百十米處，躺著曹政林同志遺體。溝槽和他的遺體旁，全是血！
他全身被脫光，兩手掌、兩腳板、肩部都被刺穿，幾根手指被砍斷，腹部被劃破……他的右手舉過頭，拳頭握得緊緊的，兩眼怒視，毫無畏怯。直到我們找到他，仍壓不下他的手臂，鬆不開他的拳頭。
很明顯，敵人在那剌芭林裡埋伏了很久。他們先擊中了通訊員，然後追上未帶武器的曹政林。敵人想抓個活的回去，但遇到拼死的反抗。敵人仗恃人多勢眾，將他擒獲，拖了好長一節，但終不得逞，最後只有將他殺死。這個分析也為不久後我們抓到的一個越南特工所證實。他供認，他們分兩處埋伏，第一處三個人都被他打翻，第二處五個人上來才將他按住………曹政林是大個，當年26歲，1976年高中畢業參軍。這個特工很後悔說，他們只以為這是個偵察員，而不曾料到是個營副教導員，不然他們不會捅死他，因為抓回這麼大一個官，他們至少能獲得一頭黃牛的獎勵。不過這一來他們至少得付出一個人的命………因為他太厲害了，斷了指的手已經抱住了一個人的脖子，那人憋不過氣來，只得將刀子捅進他的下腹。
為了表彰曹政林同志寧死不當俘虜的高尚民族氣節與堅強意志，上級給他追記了一個三等功。
三等功，太有點對不起他了！按說，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應當在他犧牲的地方立碑紀念，讓他和那個高地一起長留天地！在這件事上，我覺得自己也是有愧的。當時，沒抓到那個特工，對情況雖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