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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打砸搶，打傷的人至今還住在醫院，決定給我嚴重警告處分，處理轉業。後來又要我“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不好，黨藉都難保留。
我哭了，說：“我有教訓可吸取，參加過對老師的圍攻起鬨，但我沒打過人。”我也說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該讓當時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承擔責任！全國多少大人物，大學問家，有幾個當時站出來說一聲：孩子們，你們錯了，受騙了……現在都站出來了，指著我們………就是他！而且，也不會沒有人誇大自己受害的事實，想撈好處……”
領導拍了桌子，大罵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認為在劫難逃了，我準備了衝鋒槍，壓滿了子弟，準備幹掉那些不讓我說話的人！
好危險呀！幸喜，一個領導找我談：你別激動，我們準備派人去調查，不能憑一封揭發信就下定論。
我至今感謝這位領導，他一句話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調查清楚了。當時我們邊防團屬德宏軍分割槽。分割槽結論是：與本人所寫情況彙報（我不認為我有什麼錯誤，所以不寫檢查，只寫彙報）一致。呂江增參加過當時遍及全國學生的紅衛兵組織，並任隊長。未發現別人揭發信中列舉的行為，不予處分，不轉業。
我很激動，很高興。1979年4月部隊開到老山這邊接防，我一路歌聲。
接防不久，連長觸雷犧牲，我當了連長。
連隊守在一個河谷間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從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個半小時，下來只要15分鐘。下面悶熱不透風，溼度大，山上大風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是露巖地，沒有土，到處是快刀石，想找個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兩面山上都是越軍，最近距離50米，他們說話吹哨都聽得到。1979年打仗，這個方向沒打，我們剛來時，彼此都相安無事。
後來我們去佈雷，被越軍打死兩人，一個叫高永年，他掩護大家撤退被手榴彈炸傷，等我們把他搶救回來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盡了，死在戰友的背上。
從此，越軍露頭我們就打。中間是密林，看不見，只要樹林搖動我們就猛打。越軍向我們喊：解放軍，不要打嘛。我們不理他。這樣一來，我們自己當然也不敢露頭。
越軍嘴上喊不要打，其實是麻痺我們。有一天晚上，我們正在洞子裡唱歌。哨兵報告：“敵人！”大家都靜下來了，我叫大家使勁唱，同時指揮大部份人鑽出洞，繞到敵人後面去。快出發了，我故意大聲喊：唱什麼，睡覺了！
可惜，在我們離敵人還有20米的時，一個戰士蹬響一塊石頭，被敵人發現，嚇跑了。
後來我們自編了一個快板叫三十七計………唱歌計。
在這個地方我們守了五年。正如一個拍電視的記者所說：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說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麼洗臉嗽口全說不上。為什麼水這麼珍貴，因為全連分散在幾個點上，每個點有那麼多哨位，只能輪流分出一個人背水，一人一天背兩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給大家，一袋給炊事員。炊事員用水的原則是，先淘米，澄清後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給大家洗碗。
由於長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面板上結了一層垢泥，可以一塊塊揭下來。
輪到黨員、幹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嗎，怎不能一次背兩袋？不可能！許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樁，吊上線，得攀援著上下，還有幾處斷崖，用幾根木頭搭了天橋，很窄，又傾斜，不小心，就得掉進深谷底去。
景頗族孫勒臘，是我們連三排長，一貫以身作則，他背過兩袋，還爬得很快，但沒到地方，身子卡在一個樹杈上。戰士們以為他開玩笑，裝死，走近前才發現他昏過去了，將他搖醒，他還要背，戰士說：“排長，得了吧，創造這個紀錄，體育界也沒這個專案。”
傾盆大雨天，就是我們陣地的節日。大家都脫光了，洗澡，洗衣。什麼都拿出來接水，臉盆、鋼盔、塑膠布……
在這種環境裡，沒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面板病，陰囊炎，走路都得叉開腿，坐下就扇褲襠。副連長李世榮一直在頂峰，得了面部神經麻痺，臉歪了，就是不下來。有個陣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戰士張德學一人站崗，背水作飯。
還有自然災害。一天晚上，哨兵聽見了轟轟聲，馬上鳴槍告警，大家忙鑽洞………帳棚都搭在大石上，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