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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極大的壓力。在1995—1997年上半年期間，泰國、馬來西亞與韓國的經濟過熱，經常賬戶逆差持續擴大，曾達到了佔GDP的8％的高水平。央行為了強行支撐一個人為高估的匯率，不惜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即期與遠期市場。當央行外匯資產不斷下降而基本面並無改觀，央行維持固定匯率的可信度也就相應下降。市場投機者的累累攻擊最終導致經典的結局，即固定匯率制的崩潰。
固定匯率制還給私人部門造成了一個“道德危害”，即政府或央行為本國企業、金融機構、投資者以及國際債權人提供了匯率風險的隱含擔保。儘管與拉美國家有別，東亞國家政府國際主權債不多，但在泰國和韓國，私人部門大量境外舉債，企業與銀行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幣種錯配，而且以外幣短期債務為主，用於本國非貿易部門尤其是房地產的長期投資。當本國貨幣被迫貶值而利率上升時，債務負擔顯著加重，引發了流動性和清償力問題以及銀行壞賬激增信貸緊縮，進一步影響投資者、存款者與債權人的信心，從而形成一個惡性迴圈。
第五，亞洲金融危機事發突然，來勢兇猛、殺傷力大、波及面廣，當時各國政府與以IMF為主的國際組織都是急於救火，穩定局勢。作為IMF提供緊急貸款援助的核心條款，泰國、印尼與韓國政府必須實行“緊縮政策”，包括貨幣緊縮與財政緊縮。這些屬於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典藥方，即當國際收支失衡、匯率貶值時，應當提高利率和削減財政支出，以期抑制國內需求、減少進口，同時沖銷因貶值而造成的國內通貨膨脹風險，並刺激公眾持有本幣的意願，從而達到穩定匯率恢復外部平衡的目標。但是，令人吃驚的是，與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情況顯著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國家儘管貨幣大幅貶值，卻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真正發生的是真實需求的急劇和過度的萎縮，引發了全面而深重的經濟衰退。正因為如此，IMF和克林頓政府的明星財經班底——魯賓與薩莫思的危機處理政策，頗受人詬病。最嚴厲的批評者甚至指責IMF政策藥方的副作用甚至超過了疾病本身的危害。
時過10年，我們對亞洲金融危機當時的處治策略、政策與手段有了更全面更客觀的瞭解與評估。IMF鉅額緊急貸款所提供的流動性支援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在貨幣危機後透過適當提高利率等貨幣緊縮舉措來穩定匯率既有經濟理論的基礎，也有客觀實際的需要。最大的失誤可能是在財政政策上。鑑於資本外逃和業已發生的銀行信貸緊縮對需求的負面作用以及在金融緊縮後匯率貶值對於出口成長的不確定性影響，又鑑於亞洲金融危機國家財政狀況尚來健康、公債餘額較小，剛柔相濟的危機處理藥方應當是從緊的貨幣政策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