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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一書“臣光曰”多達一百多篇。《通鑑》以韓趙魏三家分晉開篇，司馬光寫了第一篇“臣光曰”，毛澤東評論說：“選擇這一年的這件事為《通鑑》的首篇，這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鑑》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司馬光的用意也在裡面了。
《通鑑》一書不特紀治亂之跡，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也有相當詳細的記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通鑑》善寫戰爭，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其寫三國赤壁之戰，有別於《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多著墨於戰前的運籌帷幄，堪稱經典。
司馬光的文風師承西漢，這也是促成《通鑑》一書之所以“粉絲”如雲的重要原因。儘管書局三人各有分工，但最後的定稿一出司馬光的手筆。因此，《通鑑》一書最能代表司馬光的文筆風格。王安石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朱熹也說：“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米飯天天吃，沒有膩煩的時候，緣於它接受陽光雨露的自然。以故後來的學子們不但讀其中的故事，而且把有些章節當經典名篇來背誦。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僅《通鑑》一書就選了11篇。
中國人之所以有皇皇二十五史，是因為中國人知道借鑑往事以知照當下。姑且不論周作人的是非，僅就其說歷史的一段話就相當有見識，他說：“我始終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在表面的確只是過去，但現在與將來也就在這裡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至於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更充足的儲存真相，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嘆遺傳之神妙。”（《苦口甘口》）周作人推介《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總須要有一書經目，於己也有好處。司馬光編著《通鑑》的用意也本於此。他在《通鑑》卷69劉備即皇帝位，改元章武處，寫下一則800餘字的“臣光曰”，其中自言寫此書的目的時說：“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所以是書除寫帝王將相外，還寫了很多高風亮節的人物，又詳寫許多名公臣卿所以興亡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因此，曾國藩說：“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
不佞一介布衣亦喜史書，以《通鑑》為甚，除讀書之趣外，也是想開開蒙，拓展視野。胡三省建議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餘便是這樣的“飲河之鼠”，一路讀來，有感於心便發而為言，得讀書筆記274張，隨後的日子便將之一一厘為心得，幾番作過修訂，終成此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司馬光《進通鑑表》），還望方家教正。
劉義光
己丑年春三月於中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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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年皆客（1）
1。韓非的“叛逆”
韓非主修刑名之學，最終自己卻被無情地套上了枷鎖，這彷彿是一個魔咒，比如作繭自縛的商鞅，使後來計程車子們不得不步履謹慎起來。作為悲劇性的人物，韓非一生鍾情的學術主張，如一杯酒，練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條，而最終，這杯酒卻成了為他壯行的最後晚餐。
韓非子，韓國的貴族，和秦國後來的丞相李斯是同學，師從荀子。按理說，六國多辯士，不說口若懸河，口齒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們的韓非卻偏偏患有嚴重的口吃——命運跟韓非開起了玩笑。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秦王嬴政只要輕輕推開函谷關，映入眼簾的，便是擋路的韓國，擋住了秦軍千萬虎狼之師的東進之路。家門口有塊石頭，換誰都會不爽。於是，秦王的劍鋒便直指近鄰。
而韓國國內，韓王的做派和大多數國君一樣，無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當作眼中釘。因此，戲劇性的情況便出現了，當邊關吃緊時，韓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將們都在家抱小孩呢，於是臨時徵調他們去擋一陣子。要是嬴政稍打一個盹，他又溫柔富貴鄉去了。有這樣的國君，可以想見韓國的局面。
韓非要是也跟大多數公子哥似的，沒事哼個小曲，遛個鳥，倒也罷了。問題在於，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有他自己的主張與抱負。眼見韓國國勢一天不如一天，不僅僅是憂慮，而且是憂憤起來。他多次上書韓王出謀獻策，洋洋灑灑寫了十餘萬字的著作，諸如《孤憤》、《五蠹》、《內儲》、《外儲》、《說林》、《說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