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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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兵勇皆不可用，亟需兵力的上層政權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層社會的武裝上。

首先是“練勇”。19世紀中期基層社會的團練武裝，可分為團勇與練勇。團勇是業餘武裝，類於保甲，各家出壯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戰時助陣。練勇是專業武裝，類於綠營之勇，是由基層社會組織招募“四方精銳”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於城內設一總局，公擇紳士主之，日事訓練，有警調發，守卡打仗。按照團練自保的組織原則，團勇（或稱團丁）來源於保甲：“團總責之甲長，甲長責之牌長”，牌長責每戶二丁抽一，“如一戶二人，責其身體壯大、心性誠實者一人為壯丁”，不得以無用之人充數，亦不得僱用遊手無賴之人頂替。練勇，則反覆強調須杜絕市井無賴之徒濫入，或從團勇練出，或從本地有家有業之民中招募。同時規定，禁止各級官員擅自徵調。而戰亂中，基層社會組織諸多紳士奉上層政權各級官員的號召，自備資斧，率練勇出戰，加入了綠營軍征戰的行列。另一方面，各級軍政官員則變原來的募“勇”，為募“練勇”。也就是說，由地方軍政官員統一指揮、與綠營兵勇共同作戰的還有基層社會由紳士統率的專業武裝——練勇。練勇的背後，是團勇、團練。練勇的一部分納入綠營（或“投效”，或被“招募”），則改變了綠營原有“勇”的成分。

但是由於財政窘迫，清廷在絕大多數時候，要求練勇自行解決經費，也就是由基層社會組織捐輸解決。如此，各級軍政官員將練勇直接招募入營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採取調集各地練勇、配合作戰或聯合作戰的辦法。這使附於綠營的“練勇”，成為綠營舊“勇”及湘、淮軍“勇營”的中間形態。

第二是“勇營”。人們通常認為勇營起源於湖南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寧人，道光時舉人，由辦團練起家，以率鄉勇平新寧會黨，授浙江秀水署知縣，後補麗水知縣，咸豐元年（1851年）丁憂在籍。太平天國軍興後，他招募以新安練勇為主的“楚勇”，於蓑衣渡一役勝太平軍，聲名大噪，其後其威權益重，漸率楚勇獨立作戰，最終確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練勇組成的新的軍隊模式。然而江忠源的楚勇，似乎還是介乎“勇”與“勇營”之間的“練勇”。楚勇曾因鬧餉求賞發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糧餉仍有部分為官方支給；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戰陣亡，所存無多”，江忠源又集兵募勇補充兵力，仍以兵勇為主。而奉命辦理本籍團練、以家鄉——湖南湘鄉原有團練為基礎練勇成軍的曾國藩，則具體實現了“以勇代兵”，獨立成營。至於“勇營”的特點，臺灣學者王爾敏先生總結了八條：1。鄉土色彩。諸將帥統兵，無論平時還是戰陣，均隨時注意親自回鄉招募。2。私軍形式。自將帥以下，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上下貫通一體，恩誼相孚，患難相助。唯依將帥，不依國家定製。3。基礎構成全為勇不為兵。4。以營為單位，各營均轄於統領。5。完全不依附於綠營之鎮協營汛，而自成統帥、統領、將弁、勇丁的體系。6。非國家正式經制軍，卻有國防軍的功能。其將領官職地位，一如綠營，也一樣按綠營鎮協營汛升遷調補，但所帶之勇眾隨之轉換防地。7。雖有鄉土色彩，卻非團練式的地方武裝，其統屬、指揮、任務、駐防都不受鄉土限制而聽命於朝廷，故朝野視之為官軍。8。其餉源，不能比照八旗綠營，按國家定製的額定餉項由國家正途庫款支付，而全由統帥自籌，或辦捐輸，或辦厘金，或向朝廷奏定地方協餉，或奏明某類戶部正款，或截用海關洋稅及鹽課，此類餉源雖系國有，但必須由統帥依奏案爭取籌措。無論用何項款目來源，事後必須由統帥專案報銷。王先生並認為，勇營組軍的動機，在於“矯正綠營敗壞之習氣。勇營制度自立發展，隨時均以綠營為假想物件，針對其弱點，予以改正，由是亦並形成勇營之特色”。

小站練兵（2）

第三是“練軍”及“勇營留防”。“勇營”雖然發揮了上述重要作用，並“在實質上當已具備國軍資格”，但清廷並不承認其為國家經制軍隊，而將勇營的產生、存在與使用，視為戰爭急需的權宜之計，一旦戰事終結，必須裁撤。湘軍領袖曾國藩也持此觀點，太平天國平定後，他主動裁撤湘軍，唯支援、儲存並發展李鴻章的淮軍，以為平定北方捻軍之用。實際上，充當作戰主力的“勇營”只有三十萬上下，綠營兵額則常在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