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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督辦安徽全省團練的是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奏請委派得力京員兵科給事中袁甲三等隨同幫辦。因袁甲三籍貫河南與皖北相鄰，後專任皖北團練防剿事宜。
袁甲三辦團防剿捻軍前後共計十年，掌握了一支以“勇”為主的武裝。
袁甲三之前，皖北有前任漕運總督兵部侍郎銜周天爵辦團防剿。周天爵從各地各團調集練勇直接掌握；同時在宿州等地招募壯勇，組成了一支以練勇、壯勇、舊捻為主的武裝。按照基層社會“低度軍事化”的思路，這支武裝應該是臨時性的，戰事一畢即應遣散。周天爵也確實為此苦惱，他曾因募勇招致非議，自請斥退；又曾因屢被裁汰，一次攻剿僅帶兵二百。但從後來事態的發展可知，清廷攻剿皖北捻軍越來越離不開這支武裝，周天爵所募練勇成為“何處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的主力。咸豐帝亦多次指出：“皖省兵力尚單，他省亦難徵調，惟周天爵帶領兵勇可以移緩就急。”
咸豐三年四月，袁甲三來到皖北幫辦團練防剿。時周天爵已年過八十，當年九月卒於亳州王市集軍中，命袁甲三代領其眾。從此，袁甲三成為皖北地區團練防剿的主辦人員。袁甲三到王市集時，兵勇已散，民無固志。袁甲三收集散勇，實際掌握了這支以練勇、壯勇、舊捻為主的武裝，後又在征戰中不斷調勇募勇，充實擴大力量。甚至命長子、翰林院編修袁保恆將其父子在河南本籍本鄉倡辦團練而得的三千勇也帶入軍中，成為這支武裝的骨幹。
隨著時間的流逝，袁甲三顯露出權力膨脹、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經常越俎建言，教訓咸豐帝應敕命何地何官員如何防堵。咸豐帝命他從潁州移師桐城，救保廬州，他則託詞拒不受命。他曾奏稱要嚴防糧臺要地徐州，咸豐帝遂命他赴徐州，但他到蕭縣又改變主意，奏稱徐州兵勇足剿土匪，“臣應折回宿州”，竟不待旨令引兵揚長而還。他還想擅自決定皖北州縣官的任免，咸豐帝命他依例與督撫“妥商”，“會銜具奏”，他根本不聽。袁甲三在其“防剿”區域對捻軍等獨擅生殺大權，更是毫無顧忌。攻破臨淮關後，他下令將捻軍七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全部殺死，已降的數千人也不得免。攻破鳳陽後，又將兩城投降捻軍中的三百餘強壯者殺光。此外，他還有擅截餉銀、冒銷肥己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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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子弟（2）
袁甲三同李鴻章一樣，走的基本是曾國藩的路子——團是團，勇是勇，所謂“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組織和依靠強大的地方武裝，成為統籌一方軍務的統帥。袁甲三五十七歲死於任上，其兄弟子侄，除長子袁保恆為進士，初期即以翰林院翰林身份隨其父回籍辦團、後為李鴻章淮軍得力助手外，多數是秀才舉人，他們或在家鄉辦團練勇，或加入勇營隨隊出戰，不少因之授以官職，同曾國藩、李鴻章的宗親、戚友、門生、幕僚、下屬透過湘、淮軍進入上層官僚機構一樣，在不同以往的新仕途上踵行。
袁世凱是袁甲三大哥袁樹三長子袁保中的第四個兒子，七歲時過繼給袁樹三次子袁保慶。袁保慶於咸豐八年（1858年）中舉，在其叔袁甲三勇營立功得官，後調河南辦團，與淮軍慶字營首領吳長慶有八拜之交。袁世凱跟隨袁保慶先後赴山東濟南府、江蘇南京鹽法道任上，十三歲時，養父袁保慶病逝，袁世凱與養母牛氏扶柩返鄉。袁世凱十五歲那年，堂叔袁保恆、袁保齡將他接到北京，負起了管教之責，而當年其生父袁保中也因病故去。袁世凱生父、養父及堂叔本意是讓他走讀書做官的傳統仕途，但他不是讀書的材料，兩試不第。後來的學者總因之說他是紈絝子弟，“遊惰冶蕩”，在南京等地做“衙內”，花天酒地等，而忽略了傳統仕途極其狹窄、士子屢試不中是普遍現象，如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說，“其實十三四歲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裡去呢”？然而，袁世凱自幼生活優裕，資質平平，生性浮躁，受社會及家族背景影響，更喜歡練拳騎馬倒是實情。
光緒五年（1878年），袁世凱十九歲時，袁保恆病故。袁世凱嘗試以捐納入仕未成，於光緒七年應在山東幫辦海防的李鴻章淮軍慶字營首領、盟叔吳長慶之招，“往學軍旅”。吳長慶本意是想替盟兄照顧遺子，也希望袁世凱走讀書做官的傳統仕途，特命幕府中的名流張謇等指導袁世凱讀書。但袁世凱已絕意科考，心情抑鬱，大病一場。隨後堅決表示投筆從戎，否則即刻回家。吳長慶見此，不無欣慰，委任他為營務處幫辦。
營務處幫辦，相當於今天軍訓處、作戰處參謀一職。負責輔佐主帥辦理軍政、軍紀、訓練、稽查、行軍佈陣等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