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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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主義者避諱的問題：環境親善政策收益總是大於成本嗎？

經濟學家反對　“綠色”環境行動是基於以下這個嚴肅的問題：綠色政策的收益總是大於成本嗎？

環境保護主義者總是底氣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經濟學家的回答就謹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於價值觀的爭論（比如，解決貧困問題和潔淨的環境孰重孰輕？），還有一些是“殘酷的現實”需要人們去面對。這裡要舉的是關於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之後的一段時期中，DDT作為有效的殺蟲劑用於消滅攜帶瘧疾、傷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蟲。1930~1970年間，全世界傷寒發病率由0�17％下降到0�02％，發達地區的下降幅度大大高於貧困地區（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學家鮑爾？赫爾曼？穆勒因發明高效殺蟲劑DDT榮獲諾貝爾醫學獎。20世紀50～60年代，DDT在消滅蟲傳播疾病和農業蟲害中得到廣泛運用。

然而，1962年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改變了人們對DDT的態度，這本書成為早期環境保護行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卡森質疑DDT對人類和野生動物尤其是魚類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紀70～80年代裡，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禁止在農業中使用DDT，以威力遜於DDT的其他殺蟲劑對付瘧疾。在過去的30年裡，一些瀕臨滅絕的野生動物如禿鷹和遊隼數量開始增加，這被環境保護主義者作為支援禁用DDT的有力證據。

不過近年來，有人對DDT的使用與物種滅絕之間的關聯性提出質疑。DDT與人類的一些癌症之間的關聯也受到懷疑。更為棘手的問題是非洲瘧疾死亡率：由1970年的0�1％上升到2000年的0�17％。每年約有5億人感染瘧疾，死亡人數約100~150萬（大部分是兒童），相當於每天都有7架巨型噴氣式飛機失事造成的死亡人數。

人類為挽救野生動物而禁用DDT帶來的收益是否大於人類付出的代價呢？環境保護主義者會反對這樣的問法，認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這種看法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在2006年遭遇了一個兩難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打破延續了25年的禁令，允許瘧疾感染地區在家中噴灑DDT，不過DDT仍然禁止在農業領域作為殺蟲劑使用，莫三比克是世界上瘧疾的重災區，類似專案的實施使兒童瘧疾發病率降低了近90％。

必須問一句：所確定的專案或政策的收益大於成本嗎？

如果政府官員或政策倡導者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或拒絕回答），那麼他們的方案就不值得支援。誠然，成本收益的度量並非易事，有時還需要進行大量的評估。一些政策支持者不贊同將生命、健康和環境進行估價，最普遍的託詞是收益和成本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助式的（self�serving），很難進行客觀估價。

這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許多政府和非政府部門投入鉅額資金卻收效甚微。經濟學家對社會成本大於社會收益的部分給了一個不雅的稱謂：死損。研究表明美國約40％的管制成本大於收益，這些專案導致的死損金額達數千億美元。這些原因的討論並不針對特定政策，而是要突出以下的重要原則：

在*社會中，選民對任何專案或政策需要知道下面問題的答案：這個專案物有所值嗎？或者說，實現既定目標有無更節儉（損失更少）的替代方案？

接下來的兩章將舉出一些成本或損失（通常出乎人們意料）大於收益的政策例項。本書後面的更多章節還對旨在為克服市場失靈和解決收入不平等而採取的政府行為進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7章　企業優惠：劫貧濟富之舉（1）

取消企業優惠的計劃是為數不多的獲得左右兩派權威專家認可的專案：左派的理由是絕大多數的補助最終落到富裕企業的腰包中去了；右派認為這是滋生政府浪費和濫用職權的典型例子。

企業優惠（或說好聽些，是政府對重要的經濟部門的扶持）的理論依據是彌補市場失靈。例如，由於企業不能獲得R&D的全部好處（因為其他企業也從R&D中收益），因而企業對研發的支出存在不足；還有，如果國外政府對出口導向的產業（如商用飛機）給予補貼，則會考慮美國政府是否該採取相同的政策。

企業優惠有三種形式：政府補貼、稅收減免和保護主義，每種形式都花費不小。據測算，聯邦政府每年提供的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在600億~1　000　億美元之間，每年公司稅收減免額約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