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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裡，上有虎頭崖，下有黑風洞。山南即古大野澤。宋政和中，盜宋江保據於此，其下即梁山泊也。”
梁山的北面，和黃河下游平原相連。五代後晉開運元年（944），黃河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東的舊滑縣）決口，河水東漫數百里，積水環繞著梁山，形成一個巨大的湖泊。據《宋史·河渠志》：北宋天禧三年（1019），黃河再次在滑州決口，“歷澶（chán纏）、濮、曹、鄆，注梁山濼”，水泊面積繼續擴大。熙寧十年（1077），河決澶州（今河南濮陽，舊治所在河南清豐縣頓邱城）曹村，東匯於梁山濼；元豐五年（1082），河決鄭州，溢入禮金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濼。慶曆七年（1047）韓琦出知鄆州，路過樑山泊，有詩描寫水鄉澤國的浩淼，與《水滸傳》的敘述已經能夠相互印證：
巨澤渺無際，齊船度日撐。漁人駭鐃吹，水鳥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遙勢如彭。不知蓮芰裡，白晝苦蚊虻。
《世說補》和《邵氏聞見後錄》裡都提到一個故事：王安石變法好言利，有個小人趨炎附勢，出主意迎合：“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農田，那獲利可就大了。”王安石一笑之後，慢悠悠地說：“這個辦法好倒是好，不過，那放掉的水往哪裡安頓呢？”在座的劉攽（bān般）諷刺他說：“在旁邊再鑿一個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出主意的人，當然是要把梁山泊的水透過黃河排出去，但是被人誤解，而且成了王安石時代反變法派人士常常提起的政治笑話了。
但是自從開運元年（944）黃河決口以後到政和年間（1119…1125）的一百多年中，在梁山周圍形成的澤國，即便“方圓八百里”不是實測的結果，只是估計的數字，《水滸傳》寫宋代政和年間梁山那裡有一個方圓（周）幾百裡的大湖，則是毫無問題的，可見小說的記載並非空穴來風。
黃河決口，在山東平原上形成了這麼大的湖泊，被淹沒了土地的農民無以為生，一部分淹死，一部分逃生，還有一部分就淪落為盜，以梁山泊為盜賊的淵藪，是必然的結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前後，就有個叫做黃麻胡的人在這裡聚眾搶劫。蒲宗孟出知鄆州，禁止當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目的是想斷絕盜匪的糧食來源，這才迫使這些嘯聚者不得不散夥兒。不久，這裡又成了漁民的盜窟，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許幾齣任知州，下令漁民十人為一保，結隊晨出夕歸，否則一經告發，就窮治嚴懲。任諒出任京東提刑以後，因當地漁民“習為盜”，他先採取保伍之法，在編入名籍的漁船上刻上記號，否則不準進水泊；再劃分瀕湖各縣的治安區域，案發，督吏搜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
據史書記載：北宋宣和末年或靖康年間，有漁民張榮在梁山泊聚集舟師數百，不時出擊金軍。靖康之後，金兵南下攻宋，梁山泊也在金兵的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蘆葦叢生，水域浩闊，易於逃匿，難以捕捉，所以南宋初年一直是抗金遊擊武裝的根據地。後來黃河回覆故道，梁山泊逐漸萎縮，但是梁山泊地區已經淪陷，歸“大金國”版圖了。金熙宗正隆六年（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顏亮攻宋的戰船經過這裡，已經因水涸而進退維谷了。據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記載，這裡多已經乾涸為陸地，當地農民可以“恣意種之”了。由於連年戰亂，黃河堤防失修，河水經常潰決，水往低處流，洪水再度匯聚梁山泊。直到元末胡翰北遊，所見梁山泊仍然是“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的景象。入明以後，梁山泊陸地化趨勢加快，到明岱宗景泰元年（1450）前後，方圓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廷對黃河沙灣決口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整治，終於使餘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為平陸。現在只剩下一個梁山縣北邊的東平湖（總面積626平方公里；常年水面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米），這就是梁山泊乾涸以後的“遺蹟”，但仍是山東省的“第二大湖”。
四、《水滸傳》的地理背景（3）
這樣看來，整個宋元兩代五百多年中，梁山泊的確有一個“方圓好幾百裡”的大湖，曾經有許多強盜在這裡“聚義”，都是可信的。
清初，曾經在梁山設定 “梁山營都閫（音kǔn捆）府”，簡稱“梁山營”，負責東阿、東平、壽張、鄆城、汶上五縣的軍事事務，主要防止匪患和百姓造反，營址就設在今天的梁山縣城內，佔地五十餘畝，有營房、府街、演武廳、關帝廟、戲樓等建築。《壽張縣誌》記載：“梁山營，都司統之，駐梁山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