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評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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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逼也反的，是“民”中被稱作“好漢”的一部分人。他們自稱或被稱為“好漢”，其實就是盜賊，更是官員的候補（當時的民諺：“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先當土匪後受招安，也是當時武官們的“仕途出路”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軍閥時期，土匪出身的武官數量仍然很多）。這些人不習慣老老實實、辛辛苦苦地過日子，不願意以自己的勞動謀生，但是卻特別嚮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快活”生活。因為“聰明人”都知道，以自己的雙手勞動謀生是最笨的辦法，遠不如依靠收稅、收租或者搶劫來得容易。既然他們手中沒有收租收稅的權力，惟一的出路就只有搶劫。這是　“好漢們”　與順民不同的活法。——這些“好漢們”一旦取得了政權，他們能對老百姓好嗎？

聽說有人押了大批財寶路過某地，“好漢”們就奔走相告：“來了一筆富貴。”就必須劫為己有。所謂“七星聚義”，聚的是什麼“義”？只因為所搶的錢財是貪官的，是不義之財；如果搶來救濟貧困，當然可以稱之為“義舉”；但是搶來之後據為己有，還被稱作“義”，這就非常勉強了；就是強盜邏輯了。施耐庵一定要這樣說這樣寫，說明他的“立場”，是牢牢地站在“盜匪”這一邊的。即便在今天，如果有人搶了某個貪汙腐敗分子的錢財據為己有，案發以後，依舊要作為盜匪判刑而不是作為“英雄豪傑”歌頌的。

九、《水滸》的成就及今天怎樣認識（3）

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中國人的歷史實際上只有兩個時代，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二是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好官能夠讓人做穩奴隸，貪官汙吏使人做不穩奴隸。《水滸》中的好漢，可是連奴隸也不讓人做穩的。試想：如果宋江真的“打上東京，奪了鳥位”，能比趙佶好麼？李逵做了太尉，流氓無產者專權，能比高俅好到哪裡去嗎？

小說固然說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個小說作家在寫書的時候，都會把現實生活中的素材揉和進去，讀者和聽眾也會和現實生活聯絡起來。這就是《水滸傳》的積極因素所在，也是封建統治者要把它列為禁書的主要原因。

由於受歷史認識水平的限制，《水滸傳》中所宣揚的“忠義”和“替天行道”，都是有其侷限性的。“忠”，首先是對皇家的忠。當時人的觀念，皇家就是國家，“盡忠報國”就是忠於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號，這個“天”，實際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為皇帝都是“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是“天命所歸”，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寵信奸佞，是奸臣矇蔽了皇上，是這些貪官汙吏們不行“天道”，於是我們這些做強盜的就來“替天行道”。——其實，這是一種給自己臉上擦粉的“強盜邏輯”。一百單八將聚義以後，宋江建議請和尚道士設壇超度被他們害死的平民百姓，就是這種“強盜唸經——假慈悲”的集中體現。而受招安之後，不單要去“徵遼”，打擊異族入侵者，還要去“徵方臘”，打擊不忠於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於是宋江等人的旗幟就從“替天行道”改為“順天”和“保國”了。儘管宋江等人自稱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後奮不顧身地為皇家拒外敵、平內亂，但是終究逃脫不了被打擊、被毀滅的最終下場，——也是客觀規律所“註定”的覆滅下場。因此可以說，《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正是宋江等人的真實思想和當時社會的客觀存在。批評宋江不該徵方臘，就好像批評岳飛不該鎮壓楊么起義、曾國藩不該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吳德不該鎮壓四五天安門悼念活動一樣，不是真正的無知，不懂得“歷史首先是在歷史條件下的歷史”，就是有意裝傻充愣，用階級偏見來解讀當年的歷史。——看歷史，只能“純客觀”，不能帶有任何“階級感情”，不然，就會掉進“階級偏見”的泥淖（nào鬧）中無法解脫。——有人認為只有“階級的歷史”，而沒有“純客觀的歷史”，只承認“無產階級”一家，其結果，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的中學生沒有俄國史可讀，不得不從法蘭西“進口”純客觀的歷史，或曰“資產階級的歷史”。像這樣的“歷史事件”，我們應該引以為教訓！

至於《水滸傳》中再三宣揚的“義”，則主要是指江湖好漢的“義氣”，其中與國家的標準即“國法”、和人民的標準即“天理人情”無關。所以朱仝放了搶劫犯晁蓋，不說他“瀆職”，卻說他是“義釋”；武松替黑社會頭目施恩打擊另一個黑社會頭目蔣門神，不說是“黑吃黑”，卻說是“義奪”，——這，不是施耐庵沒有真正理解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