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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如此，戰場上又會怎樣？
林偉儔和劉雲翰都是蔣系將領，天津守軍都是中央軍。陳長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調來不久，等於光桿司令。杜建時是中國第一位“博士將軍”，曾任中央軍校分校主任、陸軍大學教務長、國防研究院主任，38歲任天津市長、北寧路（北平至瀋陽）護路軍中將司令，年輕有為，只是生不逢時，又成了國民黨中人。
是彼此生分，不熟悉，互相猜忌，才不敢直抒胸臆？那大敵當前，又如何能夠精誠團結，共同對敵？是懾於特務的監察、窺視？那現在已是什麼火候了？況且司令、軍長、市長，個個不都大權在握嗎？是礙於將軍的面子、尊嚴？那就像郭景雲那樣死硬到底呀，為什麼到頭來還是舉起了雙手？
相對無言了一陣子後，陳長捷才拿出林彪、羅榮桓那封信。林偉儔、劉雲翰和杜建時也拿了出來。原來大家都有，自然也都心中有數——就像手裡那張紙，只是誰也不想率先捅破而已。
於是，杜建時就先後與陳長捷等人單獨談話。
無論大家怎樣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覆信卻是果斷決然，大義凜然，一副頂天立地、生死不懼的軍人氣概：“武器是軍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軍人之恥！”
那心頭呢？那行動呢？
什麼叫“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還有幻想。
錦州、長春、瀋陽，一座座城市“陷落”的情景，在他們腦海中疊印多少次了？可他們忘不了陳明仁曾經堅守的四平，陳長捷更是忘不了那個涿州。北平那邊，傅作義正在和共產黨談判，人在垂死之際也難免有一絲幻想，傅作義不是一再命令他們“堅定守住，就有辦法”嗎？那就是堅守到北平和談塵埃落定那一刻，拿士兵和人民的鮮血作討價還價的籌碼。
14日拂曉，解放軍發起總攻。抵擋到15日夜，陳長捷又召集兩位軍長、一位市長開會。這回見到棺材了，那話也就等不及讓別人說了：各部前線徑直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實現和平。
雖然什麼價碼也沒討出來，也不管“固若金湯”的天津城橫七豎八躺倒多少屍體，反正他們還是那一堆一塊好好兒的，雖然榮華富貴是再也休想了。
除警備旅、護路旅、憲兵、保安團外，天津守軍原有3個正規軍。35軍被圍新保安，傅作義從北平調去兩個軍救援，又將天津的92軍、62軍調去北平附近，只放回62軍的兩個師。加上86軍的3個師，94軍一個師，6個正規師與各類雜牌部隊，只有13萬人。其中，後勤、留守單位及傷病員近萬，各地奔來的幾千戶軍官眷屬，穿軍裝的護理隨從亦有萬餘。
錦州守軍只有8萬多人，可錦州城小，天津城大，二者比較，天津就像個皮薄餡大的包子。而且那“皮”的質量也差多了，主要是士氣比錦州守軍差多了。
所謂正規師也大多正規個番號。作為守城主力，62軍和86軍5個師中，有兩個師是由警備旅改編的，62軍就更慘了。62軍是廣東的老部隊，本來挺能打的，可遼瀋戰役期間增援錦州，在塔山被打殘了，撤回天津勉強編成兩個師，一個還留在了北平。新編的缺乏戰鬥經驗，也就缺乏戰鬥力；有戰鬥經驗的剛打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敗仗，一提起“林彪大軍”，那心就直哆嗦。
可就是這樣的62軍，仍是防守天津的主力。
老資格軍人陳長捷，自恃天津能夠抵擋一陣子，憑的是糧彈充足，工事堅固。
那工事原本該更堅固些的。
1946年7月，94軍軍長兼天津警備司令牟廷芳，以構築碉堡為名，向天津市政府要去兩億法幣。當時法幣貶值很小，兩億元自然是個不小的數字，結果只在南圍堤上修了兩個紅磚碉堡，其餘的錢都裝腰包裡了。
條子（金條）、票子、車子、房子、婊子，牟廷芳是有名的“五子登科”。抗戰勝利後，曾率94軍到上海接收，沒幾天就“五子登科”得街談巷議。條子、票子撈了多少，沒法為他清點，人們看得見的是兩棟洋房、4輛汽車、3個女人。在上海還未撈夠，又到天津發財來了。
而在接下來的“大天津堡壘化”程序中，即便主持人天津市長杜建時是清廉的，可他手下那些饕餮之徒呢？建築工程歷來是撈油水的肥差，更何況是這麼大的工程，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誰不削尖了腦袋鑽進去大顯身手呀？
再堅固的工事也是要人來守的，無論軍心士氣怎樣混亂、低迷，也是必須同仇敵愾，一致高呼“大天津堡壘化”、“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