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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設法弄糧食，這是愛兵如子。共產黨軍隊不講打罵，可司務長頂嘴，還罵人，事出有因，打也沒啥。我聽著臉臊得這個紅呀，說閻教員你快別說了，你說我們是共產黨的軍隊，可你把我與國民黨相提並論了。
我當指導員時19歲，在朝陽犧牲的那個炊事班長已經30多了，這個司務長也比我大不少。部隊講資格，對年輕的領導不大服氣。遼瀋戰役前指導員集訓，一個抗戰初期的老指導員發言，說我提條意見，不是給大家的，是給毛主席提一條。東北小孩伢子，黃嘴丫子沒褪，動不動就提起來，能幹啥？
16歲參軍，17歲當班長，調我去牡丹江學譯電，正趕上部隊要去剿匪，我就要求去鶴崗剿匪。通訊科長找我談話，說人家調學都像考狀元似的，你怎麼不去？我不好說有人瞧不起我這個小班長，就編了個理由。動員大會上，合江軍區一個副司令講話，說許多同志積極參加剿匪，這個很好，可有的同志，像司令部通訊班長王玉興，是不是目的不明確，有發財思想呀？鶴崗土匪老巢有個採金溝，聽說剿匪時有人真發財了。那時那人直來直去，講話不拐彎兒。我一聽，這個鬧心呀，憋老氣，上老火了。
土匪化整為零，我們也分散活動。有天得到情報，土匪要來偷襲司令部，參謀長派我去60裡外一個團去報信，調一個團增援，並強調至少要兩個人去。我心裡尋思，一些人瞧不起我這個“小孩伢子”，副司令又說我有“發財思想”，是騾子是馬，這回給你們遛遛。
我跟副班長說聲我出去一會兒，拉馬就走。太陽偏西了，有點餓，也有點怕。沿途到處是土匪，又是第一次單獨執行任務。在村頭小店買了兩個“光頭餅子”（一種用麵粉烤制的點心），又喝了二兩燒酒壯膽，左手抓韁，右手把支小馬槍吊在胳膊上，發現敵人順過來就能開火。
過個村子，路邊門吱呀一聲，出來幾個土匪。問什麼人，我說自己人，腳下馬鐙子一磕，手中槍就響了。聽到後邊槍響，那日本大洋馬已經衝出幾百米遠了。快到地方了，明晃晃月亮地裡，前邊兩個土匪叼著兩個大煙袋，菸袋鍋那紅火一亮一亮的。東北抽菸的人多，那時都是個大煙袋。我的槍先響了，打倒一個。這下子可糟了，兩邊高粱地裡槍聲炒豆似的。那大洋馬像箭一樣快，那也快不過子彈哪，土匪打槍又準。那工夫也來不及想這些，只覺渾身血都往頭上湧。老天爺保佑，竟然皮毛未損。
信送到了，團長說就你一個人？我說就我一個。這邊我挺“英雄”的，那邊參謀長可急壞了。有人說我開小差回家了，排長了解我，說不能。參謀長說能不能也是胡來，他一個人傷了、亡了，誤了大事怎麼辦？我可沒想這些，滿腦子都被逞能好勝的個人英雄主義填滿了。
當一年多排長，教導員想讓我當指導員，營長要讓我當連長，說當指導員就把王玉興瞎了。我當了一輩子政工幹部，體會最深的，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什麼事都得做出好樣子。戰爭年代還有一條特別重要，你得打仗勇敢，軍事上有一套才行。
翟文清、趙興元、張仲先、王志建等人，都是政工幹部出身。有的當指導員還兼連長，有的當了教導員，又接著當營長。可對他們來說，幹什麼都算不得改行。
李洪奎老人說：
二保臨江的三元浦戰鬥，我是20團1營教導員，帶領主攻連2連佔領村外幾幢房子時，頭部中彈，那血流的呀。後來醫生說，那子彈再往裡一點點，腦漿子就出來了。正包紮著，3連報告敵人要突圍，我帶2連迂迴過去，抓了200多俘虜。
夏季攻勢打南山城子，營長重傷，沒副營長，就我和副教導員趙興元。他帶突擊連1連打下一個制高點，還剩個砬子山，我說這個你掩護，我來。觀察地形，發現敵人防禦重點左側有條雨裂溝，小樹挺密，決定3連從那裡攻擊，又讓2連放下揹包，輕裝繞到背後，從懸崖上攀爬上去，突然襲擊，打敵人屁股。方案報到團裡，認為很好，集中炮火掩護，殲滅號稱“虎師”的新22師一個加強連。帶突擊排的副指導員張維明犧牲了，指導員李春山抱挺機槍往上衝。
冬季攻勢打文家臺，趙興元當營長。這個人打仗好哇，勇敢，又有頭腦，文武雙全。我還帶2連主攻，衝鋒時趔趄了一下，我知道中彈了，是右大腿根。還好，沒傷著骨頭，還能跑。那時候，政工幹部不能打仗，戰士瞧不起你，說你是賣“狗皮膏藥的”，在戰鬥部隊難生存，只有到機關去。
趙興元老人說：
一會兒軍事幹部，一會兒政工幹部，要說有什麼差異，那就是後者更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