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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是因為愛，為了一個夢。
軍營裡的軍人，每天是踏著12次（或13次）定時的軍號作息的。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團軍，軍機關20多年坐落在遼東大山裡一座縣城的山溝。除司令部作戰值班室外，我家書桌上的燈光，幾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熄滅的。
有時寫著寫著，軍號響了，是起床號。
那時的節假日，放假不像現在這麼多，春節也只休息5天。臨放假前一天，我就說給大家拜個早年了，回家門也不出——5天能寫多少東西呀？
1994年調入軍區創作室，成為專業作家，除了外出採訪，這回就坐家寫去吧。
1999年寫《戰將》，半年時間沒下樓。
去年底，有人請吃飯，我沒有名片，臨別問我家裡電話號碼，我一下子懵那兒了。坐家兩年多了，也用不著給家裡打電話呀？那也明白不是這麼回事兒呀？回家問女兒，女兒沒笑，當然也不會想到我是保密、不講。
自1987年後，我的採訪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幹休所進行的，然後關在家裡成一統，用枝筆在槍打炮轟的歷史中衝殺。連線家與幹休所的是車站、機場，連通世界的是《大連晚報》和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有時上趟街，妻子就跟著。坐在馬桶上想稿子沒事兒，走在路上讓車碰了呢？
有時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剛結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沒人催，一本書多少萬字，預計多長時間寫完，每天要寫多少字，那是隻能超額，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還有完嗎？
曾有人批評我：你不好抓緊時間採訪嗎？
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開頭什麼都寫，後來不知怎麼的就剩下了後者。而自選擇了這種文學樣式後，一部作品的採訪工程結束了，那感覺就像聽到了嬰兒墜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別是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傾心打造自己的誠信品牌，使讀者知道你是真誠、有責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親近。還有，或者故事（世上還有這種事啊？），或者思想（這小子怎這麼想的呀？），每頁文字都得有點抓人的有新意的東西，使人慾罷不能。不然，如今媒體這麼發達，生活節奏這麼快，誰有工夫、耐性把幾百頁一本書讀完？就像一出小品，幾句話不能引人發笑，人家就換臺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寫了嗎？而這一切，幾乎全靠採訪、蒐集資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編造，每件事都要有出處，還得掂量明白那出處的可信度（如今不負責任的東西挺多）。歷史中的新聞很多，你不深入進去就抓不到。同樣的故事，最好有幾個，選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個。更重要的是宏觀上的把握，即本質的真實。特別是那種通常被幾筆帶過，或者好像壓根兒就未發生過的，舍此歷史程序就掉了鏈子、銜接不上（瞅著銜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謹慎，摳準摳細，下足氣力。
誰也不能走進歷史，但你必須竭盡全力走近它。
採訪過程是高度緊張的過程。寫作時，一覺醒來，想起一段，趕緊爬起來。採訪也是一樣。這跑那顛不說，邊聽邊記邊想，你得不斷地思考，提出問題，腦子裡的那個車軲轆一刻也不能停歇。採訪工程完成1/3，起碼進至一半左右，構思、立意，想寫個什麼東西，就得有數了。不然，你千難萬苦，像個孕婦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東西，可能許多都是沒用的。
每部作品採訪、收集資料的時間，幾乎都是寫作時間的倍數。
這本《槍桿子：1949》耗時還不算最多的，斷斷續續也15年了。
我早已說過，我的作品是用腳寫出來的。
十幾萬字、幾十萬字的東西，每當快寫完了時，就覺得累得快要頂不住了。百餘萬字的東西也是一樣。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潛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從土疙瘩裡刨夢的我的祖輩，我的這種勞作方式本身，就已經夠享福的了。
如今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學生。我那時不是這樣。1963年中考，一個班考上3個，也沒覺得怎麼的就考上了。我就讀的遼寧省本溪縣一中，是全縣唯一的完全中學，每年招收兩個高中班100人，升學率50％左右。這就意味著一隻腳已經邁進大學門檻了。那時的大學生金貴呀。父母當然高興了，卻在家庭和親戚、鄰里間激不起半點波瀾，自己也不覺得怎麼的。那時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門口沒有家長，更談不上社會總動員般為高考忙活了。那時就是考上清華、北大，也沒有“謝師宴”。
1966年6月，就要進入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