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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糧。當時部隊高度分散,一個營負責一兩個縣,一個連分管一個區,或幾個鄉,一個班分在一兩個村。暴亂一起,到處告急,2排一個班在裡高鄉被土匪包圍了,3排在個什麼鄉被土匪圍攻,其餘的沒有音信,更讓人著急。連部在水源鄉,我和連長帶人分頭去救援。我帶個炊事班和門小炮,黑燈瞎火往裡高鄉跑,那險冒大了。那時一個連都不能輕易離開駐地,一個連、一個營的駐地,土匪也敢攻擊。2排上街買菜,大天白日,一個戰鬥班,還加強一挺機槍,那還不是土匪鬧得最兇的時候。那也被土匪打了,3亡1傷。
過個石門坳,土匪設卡,也不知有多少土匪,問什麼人,我們也不答話,衝上去把哨兵打死。東北人,不能說話,一說話土匪就開槍了。20多里路,挺順當,不到一小時跑到了。土匪怕炮,恍吮幾炮,土匪散了,我們進去了。天亮了,土匪又把我們包圍了,那人黑壓壓的。團政委程懷山,是老紅軍,帶個炮兵營去了,這下把土匪打跑了。
韋統泰老人說:
土匪包圍玉林,丁盛在那兒,發電報,我帶個營,從大容山北邊趕去救援。一路上,到處暴亂,到處土匪,到處打你。我們和土匪打仗,還有看熱鬧的。我們喊叫讓他們躲開,到了跟前,他也打你,也是土匪。
我們不怕呀,地方幹部慘了,到處跑呀躲呀藏呀。見了我們,有的還不跟我們走,他們得堅守崗位呀。有的說,你們能不能住一夜呀,讓我們睡一覺。
快到玉林了,有個樟木鄉,20多個南下幹部被土匪殺害了,在路邊野地裡。男的把心刻走了,女的用棍子從下身捅進去弄死的,那時也沒有眼淚了。
吳瑞剛老人說:
我帶個加強排,押4輛卡車去南寧送藥。機槍架在車頂上,一路瞪大眼睛,不時見車輛歪在路邊,翻進溝裡。在座橋頭,不知哪個部隊的7輛大車,也不知拉的什麼,都被土匪搶光了,押車的都犧牲了,衣服扒光了,身子還沒硬。
快到大墟,老遠聽槍聲炒豆似的。我穿便衣,司機是地方派的,桂林人,我倆去偵察。那裡有個南下工作團,女學生挺多,土匪去“搶老婆”。有個警衛排,打了兩天兩夜,傷亡不大,子彈不多了。我讓汽車拉開距離,機槍在前,步槍、衝鋒槍擺在兩側,開足馬力朝前衝,一齊開火。土匪以為援軍到了一轟散了。
廣西解放後,廣西軍區以50%以上兵力,守備城市和交通線,其餘分散農村剿匪。恭城暴亂後,仍是如此。兵力不足,戰線長,哪裡暴亂調往哪裡,被動應戰。6月下旬,土匪再次大規模暴亂,到處擴大組織,建立政權,攻打縣鄉區政府。用一些老人說的話講,是“越剿越多”。
越剿越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土匪一俘即放,寬大無邊。像百色地區土匪頭子施鬍子,捉放三次,每次都是放虎歸山,繼續為匪作惡。連恭城暴亂頭子鍾祖培,被俘後也未鎮壓,教育了事。
時任廣西軍區副司令的李天佑,認為這樣不行。
在3月底召開的省委、軍區高千會議上,這位一口廣西話的四野名將,主張把軍事進剿與發動群眾結合起來,而發動群眾的關鍵在於堅決鎮壓匪首。當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和覺悟起來的時候,當人民政權還不鞏固的時候,對罪大惡極的匪首,必須給予迅速、堅決有力的鎮壓。有的地區未能有計劃有組織地對舉行基動的首惡分子,採取必要的鎮壓,是不適當的。
李天佑主張實行“重點進剿”的戰略方針和機動靈活的戰術。不能平均分配剿匪兵力,要有重點地配備軍隊剿匪。軍事進剿與駐剿應相互交錯,緊密結合進行。土匪集中,我們即集中兵力進剿。如果土匪被擊潰或分散隱蔽,我們也立即適當地實行分散駐剿。
在如何處理“民槍”上,也有分歧。一種觀點是,廣西民間向來槍多,一些槍是防匪自衛的,收槍要分清民槍,還是匪槍。李天佑認為,地主富農的槍曾是用來防匪的,可現在許多人成了匪首、骨幹,應該把地主富農的槍收上來,轉到基本農民手中。後來又主張見槍就收,因為反動勢力還很強大,無論槍在誰的手裡,都會被匪亂所用。民匪不分,收上來再說,打個收條,證明確屬民槍後,再交還本人。
1950年8月,毛澤東在一封電報中,批評廣西是全國剿匪工作成績最差的一個省,領導方法上有嚴重的缺點。n月10日,毛澤東又指出廣西剿匪鎮反存在“寬大無邊”傾向,限期1951年5月1日前完成剿匪任務。4天后,毛澤東再次批評廣西剿匪工作為全國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績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領導方法有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