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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秘書長吳丹會談的情況。由於上午不是我去翻譯，談話又涉及許多軍事進展和地名，我在好幾個地方都沒有翻清楚。冠華當時很急躁，對著我不耐煩地批評說：“你怎麼這樣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輝同志，中國代表團代表）你來幫個忙。”我當時辯解說：“我是臨時通知來的，今天早上你和吳丹談什麼不是我翻的。”冠華揮揮手說：“算了，算了，沒有時間同你解釋！”我覺得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又覺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團的路上，冠華他們還在緊張地討論當天晚上的安理會對策，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被“撤職”的年輕女翻譯。一直到電梯送我們一行到十四樓，各人回房間時，我的房間與冠華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於是回頭對我說：“你也不要鬧情緒，多鍛鍊鍛鍊就好了。”我覺得這官氣十足的“鼓勵”實在是一種屈辱，沒回答他就轉身進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樓道里見到冠華時，不知他是否覺得頭一天對我太厲害了，於是開玩笑說：“笨豬（Bonjour，法語諧音，意為‘早上好’），笨豬，還想著昨天的事啊！”我怨氣未消，淡淡地說：“哪敢和團長鬧情緒！不過團長也不必罵人笨豬吧！”他說：“我的法文發音不好！”我說：“比我的英文好！”
傲慢與偏見（3）
不久之後的一天，聯合國大會要表決二十多項提案。代表團決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會投票，我任他的會場翻譯。我們議出中國代表團對這二十多項決議的表決態度之後，符浩同志囑我“請示喬團長”。此時已是午餐時候。當時代表團全體都在二樓一個大餐廳吃飯，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領導在十四樓單獨就餐，可以同時商議事情。我匆忙吃完飯上樓去請示團長，見他們還剛開始用餐。我怕耽誤時間就過去問冠華，他是否可以馬上看一下我們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熱烈地討論什麼事情，回頭衝我說：“連頓飯都不讓我好好吃！有什麼事情吃完飯來不及了？！”我沒回答，坐在一邊等候。後來覺得看這些領導吃飯彆扭，於是我說：“我到團長的會客室等吧！”冠華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領導們才吃完午餐，冠華走進他的套房，準備進裡面臥室休息。我站起來說：“喬團長，可以看看這份方案嗎？今天下午要表決。”他一怔，忘記了曾叫我等候。接著很不高興地對我發脾氣說：“你們還讓我活不活？連一點點休息時間都不給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們這些大人物吃了一個鐘點的飯，叫我等你又發火。一下子，我也生氣了，把方案往他辦公桌上一扔說：“團長愛看不看，反正下午表決，你讓程秘書還我好了。”說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間就趴在床上哭起來了。那時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醫院護士小倪。她問我怎麼了。我說：“我回北京就申請回學校教書去。這外交部的官衙門，我受不了那份氣！當了官，幹嘛脾氣那麼大。小幹部就該是受氣包？！”過了一會兒，程秘書拿著方案找我來了，說喬部長看完了。他勸我不要鬧情緒，喬部長擔子重，難免急躁，大家要體諒他。後來，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對我說：中央要老喬這次來出席聯大，任務那麼艱鉅，他很累；又說老喬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說老喬應該再找個伴侶，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從來都是個很容易動感情，同情別人不幸的人，聽了符浩同志一番話，我覺得也許團長也需要理解，那些嘔氣的事就算了。
從聯大回國後，由於我在亞洲司，不屬冠華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觸。轉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聯大的準備工作又忙起來了。中央為了協調各友好國家的關係，派冠華在大會前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東歐司的有關同志陪他去羅、阿兩國後，回烏魯木齊休息兩天，由當時的亞洲司副司長葉成章和我從北京去烏魯木齊會合後陪同冠華去巴基斯坦。東歐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們回來後同機回京。
中午，我和老葉到烏魯木齊。下午向冠華彙報後，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華喝了很多茅臺，飯後他又邀眾人在大廳裡喝茶，他似乎很興奮。談話中不記得是誰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時冠華被紅衛兵抓去的事。冠華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來，猛然轉頭對我說：“都是你們整的！你們外語學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營紮寨，把我和老姬抓去，關在地下室，又關到你們學校！總理指示放人，要我們參加‘八·一’招待會，你們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對我！”我當時被他這無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著我。後來，我也生氣了，我說：“喬部長，你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亂罵人！我又沒造過你的反。我也捱過整，我們‘紅旗大隊’是保你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