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格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青春歲月是多麼美好啊！如今，我們自己已都是六十開外，小Uncle已七十多歲。前幾年見他還很健康，不久前的一次令人傷心的為陳文容同學開的追悼會上沒有見到他，聽說腿有病，走路不便。每每聽到這種訊息總是會勾起我無限的惆悵。人生苦短！逝去的歲月再也回不來了！
當然，生活在一個強調階級與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歡樂的年輕大學生，也避不開政治的干擾。記得我們大約在一年級下學期時，學校在新生中開展了一個“忠誠老實”運動。我們當時完全不懂得這個運動的嚴重性，因為我們才十八歲，我們十八年的歷史除了幼兒園、小學、中學，什麼都沒有，因此又有什麼可以向黨組織“老實交代”的呢？後來，我們意識到，這個運動主要是查我們的家庭、社會關係。即使這樣，我們也都坦然處之。其實我們入學前，學校人事幹部早就看過我們的檔案，這個運動無非是考驗我們自己的忠誠程度。
告別校園（4）
我們每個人都要寫一份詳細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個直系和旁系親屬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動。我當時並未覺得有什麼嚴重問題，父親是知名的黨外民主人士，他的歷史其實共產黨比我更瞭解。所以當黨支部書記老何看了我寫的材料後多次退回來叫我再好好考慮有何遺漏的海外關係時，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麼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華社派來學習的調幹，是個真正的老幹部，和小Uncle很不一樣。當時新華社派出了一批幹部來學外語，準備派出國，老何夫婦大概是其中資歷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國語學院就被指定為党支書。
終於，有一天，老何神態嚴肅地找我談話。他講了許多對黨必須忠誠老實的大道理，然後單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會關係時有隱瞞。我真的被他嚇壞了，我說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裡還有什麼海外關係。老何說是我自己的關係。我更懵了，我才十八歲，哪裡來的什麼複雜海外關係。我急得哭了，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隱瞞了什麼。”老何說：“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組織上點出來，不過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厲害，心想就因為想不起一個什麼社會關係，我這一輩子都完了！我說：“老何，你說吧，我實在想不起來。”老何提高了嗓門，對我說：“我問你，那個日本人木子口一 ——是你的什麼關係？”我被他問得莫名其妙，我說我根本不認識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個十足的笑話。但這種笑話竟差一點影響了一個年輕的十八歲女孩的一生。老何說我有一本書是一個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見到這本書，而且問過我，我當時對他說這是我的一個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問我為什麼這個日本人在題字時自稱“謠校校長”，稱我為“教務長”。當時我對他說我和這個日本人辦過一個“謠言學校”，他是校長，我是教務長。老何把這件事記得很牢，在這次“忠誠老實”運動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這“謠言學校”和這個“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我聽完老何所說，破涕為笑，而且笑得非常開心。老何叫我嚴肅點，可我實在嚴肅不起來，因為那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事情是這樣的：
我在書店買了一本厚厚的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譯本。我的同級同學，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李中見到了，隨手開玩笑地在扉頁上提了兩行字：一行是“贈給謠校教務長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謠校校長木子口一”，“謠校”來自我們當時正在讀的一本著名英語喜劇“School for Scandal”（《謠言學校》，英國著名作家謝里頤著），而“木子口一”則是“李中”兩個字拆開後變為類似日本名字的四個字的玩笑！
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的玩笑幾乎成了斷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們當時只有十八歲，如果是三十八歲，恐怕老何不會輕易相信，他還會追問下去，同時，也幸虧老何是個公正的老共產黨員，因而除了批評我今後不可開這種“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沒有再難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後來的肅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時候政治氣氛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緩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政治問題是很令人生畏的。
我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雖然積極申請入黨，但我卻從來對政治沒有太多的興趣。入黨、入團是當時每個年輕知識分子的追求，我們很少想到加入了共產黨意味著從此躋身於複雜的###之中。1957年1月6日，英語系黨支部開會討論並透過了我的入黨申請。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為激動的日子之一。那天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