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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就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紮上吃飯。我們這批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大城市，沒有農村來的，而且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比較優裕。我們難以想象一天三頓飯要坐在馬紮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眾人譁然，說這哪裡是個大學，簡直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麼失望，但後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縈，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之信服。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雲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周珏良、李秉漢……這樣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專家，青年教師的力量恐怕是全國少見的強大陣營，一大批解放初期嚮往革命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的原來上海、南京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在經過“革大”培訓後都被分配到外國語學院任教，其中有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的。幾十年中，他們都是英語系的中堅力量。我們慶幸能在這樣優秀的教師指導下進入西方語言文學的神聖殿堂。
告別校園（3）
我不知道現在大學生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那時候，我們一個班的同學真是充滿了團結、友愛、奮進的朝氣蓬勃的良好氣氛。生活也充滿情趣。我始終覺得那是個無比光輝的年代，這主要是人們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種無私的獻身精神。那時候的年輕一代人似乎心靈都很純潔，沒有那麼多“私心雜念”，也不太計較個人得失。同班女同學中，陳佩冬是我的好友，我們睡上下鋪，我在上面。我們二年級時，李秉漢教授給我們上精讀課。其實我和陳佩冬並不相像，我的個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為何，李公總是把我們兩人弄混。他點我名問問題時，總是叫我陳佩冬，而叫陳佩冬回答問題時又叫她章含之。開始，我們還糾正他，後來發現李公認定了我叫陳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們也就將錯就錯，反正期終考試，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錯就行了。所以我們全班十五個學生都習慣了在上李公的課時，每當他叫陳佩冬時，我站起來，而叫我時，陳佩冬站起來。我們兩人都不計較李公對我們課堂表現的評價。有趣的是，那個學期結束時上最後一堂李公的課，當他叫到陳佩冬，我站起來時，李公突然仔細地看著我。然後說：“Oh，I am sorry； you are章含之！”我們全體同學友好地都笑起來，李公問：“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錯了嗎？）我們笑得更厲害了！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後，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常常記起。
我們班上有一位調幹學生，他叫顧陽光，很小的個子。他是從某個工作單位調來學英語的，已經是個幹部，年齡起碼比我們大十多歲。他後來成了我的入黨介紹人。顧陽光身處一群十###歲的年輕人之中與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我們大家都叫他“小Uncle”（小叔叔）。
小Uncle是帶職學習的，所以有工資，在我們這些拿家裡零用錢的學生來說，他實在是個大富翁。於是我們常常敲他竹槓。學校往頤和園去的路上有一個小鎮，現在它已蕩然無存。那個小鎮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假日裡，我們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鎮去買一大包花生，或是葵花子解饞。有時，我們也去那裡的一家飯館，吃上一盤蛋炒飯。小Uncle就成了我們去小鎮的理想夥伴，因為他總是慷慨地給我們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買足我們想吃的零食，然後我們就會一路吃回學校，小Uncle看著我們嗑著瓜子心滿意足的樣子，他也總是非常開心，他真是我們的一個好小Uncle！
不過，我們也做過一件很對不起小Uncle的事。記得有一年期末思想總結時，黨小組召集我們去開會，叫我們給黨員提意見。我們一群年輕孩子，提不出什麼意見，但黨支部一定叫我們好好想想。實在想不出別的，我們就說小Uncle這個黨員什麼都挺好的，就是不夠艱苦樸素，他和我們去小鎮散步，花錢太多。我至今記得小Uncle聽了以後用目光注視我們的那種無奈又想笑的表情。我們說完了，覺得內疚，都不敢正視他。後來，小Uncle開玩笑地對我們幾個“饞蟲”說：“你們好啊！敲了我竹槓，反過頭來說我不艱苦樸素！以後不請客了！”我們纏住他說：“小Uncle，你可別當真，別生氣。我們也是被你們黨小組逼得沒有辦法，實在想不出別的。千萬千萬，以後小鎮還是要逛的！”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