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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時，我已經無法接受這種野蠻與暴力可以被稱之為是一場革命了，而且還是“文化”的革命。我覺得這是對人性和文明的蹂躪！那時也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竟然決定給毛主席寫信陳述我對這種暴力恐怖的不解和憂慮，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瀾，出來制止這種情況的蔓延。我在信中說，現在社會上的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一場失去理性的暴力行為。我以為毛主席不瞭解中南海紅牆外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詳細地描述了種種的現象，重點講了眾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如何挨批鬥。我說黨的老幹部中可能有錯誤，但打擊面不應當那麼廣，再說他們為建立新中國總還是有過功勞，為什麼要把他們當做敵人？我說許多知識分子嚮往新中國才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來作貢獻，如今卻都成了“資產階級權威”挨批挨鬥。中國沒有高階知識分子怎麼能建設起來？知識分子不怕吃苦，卻不能遭受侮辱，而這場運動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尊嚴。我請求毛主席立即能讓我見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見，希望他老人家及時地制止這種把國家推向危險境地的運動。
信送到中南海之後，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見。但大約一週後，毛主席叫秘書給我來了個電話說：“主席現在不便見你，但有幾句話帶給你。一句是要你‘經風雨，見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憂來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話的含意，但我弄不懂當國家處於如此混亂之際，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電話是打到家裡的。我把內容告訴了父親。父親長嘆一聲，感慨萬分地說“中國又要大亂”。我們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語言，只有到了此時此刻，我才感到我們離得很近。我們都真誠地希望國富民強，安定團結。我們都在憂慮這亂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蠻會把中國帶向何方呢？
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終於徹底崩坍了！我突然覺得我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夢幻中，我是那樣幼稚，現在才真正長大了。從此我只能獨自面對這荊棘叢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荒唐歲月（1）
我一生中參加過不少會議，大自聯合國大會，小到公社生產大隊的會議，但沒有哪一次會議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那樣開得驚心動魄，提心吊膽，至今想起來都似乎還能感覺當時的惶恐不安。
我被學校通知去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擔任英語翻譯時，大約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當時，全國已經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學校已經停課，外交部派來了以劉新權同志為首的工作組領導運動。校園裡整天鬧鬧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亂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會議，我很高興，以為至少可以暫時躲開這混亂的環境。我還天真地希望開完會時這場“革命”也許可以結束了。
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剛報到的第一天還沒有什麼異樣感覺。代表名單上雲集了全國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時代起就愛看文藝作品，所以看到這張名單時激動不已，難得有這樣的機會見到這麼多的作家。
但是，幾乎在開會的頭一天就出現了麻煩。不知道是哪裡的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非要揪出某一個作家，說他是“黑幫黑線人物”。會議的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後來的兩天，這類事不斷髮生。大廳裡在開國際會議，京西賓館的門口聚集著要揪鬥會議代表的紅衛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們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門，怕一出門就被抓走。記得主持會議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結隊的造反派喊著口號，一定要揪他回去批鬥。這樣地捱過兩天後，情況越來越險惡。有的造反派勢力很大，衝進來揪走了代表。就在這時，我們工作人員被緊急召集去開會，會上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明確講這個會議一定要開好，不得干擾。特別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護，有什麼問題會後再說。聽了周總理的指示，大家鬆了一口氣，京西賓館是軍隊的賓館。那時候，軍隊還沒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有派性，所以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賓館加強了警衛力量。儘管大門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眾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沒有再發生。記得我的房間在第八層。有幾次散會後，心裡煩悶，站在陽臺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過往著一車車的紅衛兵，到處都是口號聲，到處都是造反派打著各種旗幟的隊伍。我覺得像是生活在一個圍城之中，周圍的四堵牆貼滿了紅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