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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坦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願望決心冒此風險的。我說過我們並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備參與###的種種手段，其結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使冠華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所有這一切，我並不想去論說是非。歷史和人民永遠是最公正的。總有一天會有人在研究共和國的歷史時對70年代撲朔迷離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觀公正的評說。對於我來說，今天我所到之處都聽到人們對冠華深切的懷念。有此足矣！人民不僅記得他為共和國的外交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人們也相信這樣一個對自己的事業一片丹心的好人絕不會是在陰暗的角落裡策劃陰謀的鼠輩！人民永遠是公正的，偉大的！
愛情的歸宿
當1973年12月，那場冷酷無情的鬥爭告一段落時，我和冠華十分期望早日成個家。經過了這大半年的折騰，愛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許多。1973年初我們對未來的憧憬已變得很苦澀。我們只覺得精疲力竭，像一隻在狂風巨浪中掙扎漂浮的小船，此時已被風浪打得遍體傷痕，只盼有一個風平浪靜的港灣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華決定儘快結婚，使我們互有依靠。冠華決定搬到我家來，放棄外交部為他修的房子。這是幾個月前周總理親自定的。在我們這一年風風雨雨的戀愛中，周總理給了冠華和我最堅定的支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華廳會議休息大家吃夜宵時，周總理說：“××當個大新聞，告訴我老喬和含之在談戀愛，我說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早有預感了。”後來周總理又告訴冠華他批評了他的子女，對他們說應當支援父親得到幸福。父親的喪事料理完之後在一次會議休息時，周總理問我們結婚後住在哪裡。我說外交部正在給冠華修理一所部裡的房子，我準備搬進去。總理聽了皺起他那兩道濃眉說：“章可（我大哥）結婚單獨搬出去住了，你結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給誰管？”我說我恐怕管不了，部裡工作太忙。我看得出總理有些不快，心裡有點不踏實。
相愛何難（12）
於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試探說：“我想當初這房子是國家給父親的，我搬走以後是不是就把它還給國家？”周總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嚴肅地說：“你倒想得簡單。行老和共產黨合作幾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這個房子當初是主席同意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時，在追悼會前，我對殷夫人和你妹妹親口說這房子是政府為行老修的，今後你們海外親屬任何時候回來看看，這都是你們的家。你是共產黨，說還給國家就還了，以後行老這麼多海外親屬知道了怎麼說？他們會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我周恩來說話不算數！”我不吭聲了。周總理接著直視冠華問：“為什麼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裡，你不能搬到她那裡？”我搶先回答說：“這倒是我的意見。喬老爺官比我大，我嫁給他按習慣就只好搬到他家去。”周總理還是逼視著冠華問：“你也是這樣主張嗎？為什麼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裡？男尊女卑？”冠華悠然地笑著回答說：“我哪裡有這種想法？！我願意搬到含之那裡。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來。”周總理果斷地說：“那好，就這樣定了！冠華你搬到含之那裡去！”後來毛主席聽到了，說這樣好，還風趣地對冠華說：“這一次啊，喬老爺，你可真是上轎了呵！”
就這樣，1973年的12月11日，冠華搬入了史家衚衕我的家裡，從此它成為我們的新家。我深信父親地下有靈是萬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華同我一起去北京醫院看望他。父親已經知道我們準備結婚，為此他很高興。他對冠華說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他從香港同其他許多黨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華代表黨中央同船回來的。他說他一直認為周恩來之下冠華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後，父親說我們結婚時他可能還在香港，如果趕不上我們的婚禮，他要送我們一點禮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買禮物了。說著，父親從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張一萬元定期存摺。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後，因為當時取消了稿酬，周總理指示送父親一萬元作為酬金。父親囑我為他辦了一個定期存摺。此時，父親很動情地說：“這張存摺送給你們，含之去買你們喜歡的禮物。”冠華當時顯得很窘，連聲說不必。我也說我們一切都有了，這錢是周總理送的，父親留著回北京用。但父親執意要我們收下。我當時想我先收下代父親保管，等他香港回來還是用在父親所需的事上。沒有料到兩個月後他在香港去世，也沒有料到這筆錢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