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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臺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齊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臺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蕩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錶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嗎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臺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4）
5
有了臺胞證，可以離開內地，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