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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令人稱奇的是，長達10多天如此大規模的軍事活動之後的1個月內，竟然沒有走露半點風聲。
是什麼樣的力量讓36萬之眾如此一心呢？
這正是我們今天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想，除卻眾所周知的原因（比如紅軍與當地群眾的魚水深情）之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榮辱觀”。當時一定有這樣的榮辱觀深入民心：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支援紅軍者榮，反對紅軍者恥。
如果沒有“榮辱觀”的強大力量，如何解釋這般感天動地的義舉？
榮辱觀之於人心的影響力絕非片面的利益引導和權力強制能夠達到的。人們在某種利益或權力的作用下建立的是非標準，說到底是被動甚至被迫進行理性判斷的結果，必將隨利益或權力的消失而消失；而基於榮辱觀的審美取向和是非標準，則是發自內心的認同，是主動的、積極的和相對恆定的。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他對所在群體之榮辱觀的趨同，否則就難以被這個群體接納，甚至會被“邊緣化”，成為“多餘的人”。一個家庭、一個團體、一個社會，乃至一個國家或民族，概莫能外。
企業更是如此。在企業文化的感性氛圍中，審美取向和是非標準一旦上升為某個特定群體共同的榮辱觀，並且，如果這種榮辱觀能夠與信念保持高度一致，成為信念的外化，那麼企業就會擁有精神穹宇的強大合力，凝聚員工之心，鼓舞員工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