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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因為不習慣於這種語言，反而沒有了暗示性，使我們不知不覺地以全部的想象和理解去琢磨每一個詞彙或意象。
再回到“精神穹宇”或“企業文化”的話題上來。當初寫作《黨史商鑑》時提出這個概念的初衷，除了有意避免語言暗示性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發現人們感性地理解的“企業文化”更多地只是企業內客觀存在的某種作風、風氣或氛圍，而這一點也恰恰是“精神穹宇”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雖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就把“文化”定義為影響組織行為的感性因素，即民間客觀存在的審美取向和是非標準。
當然，冠以什麼樣的名稱並不是最重要的，無論延續習慣性的名稱“企業文化”也好，還是稱之為“精神穹宇”也好，都需要首先把它的內涵搞清楚，否則，連它是什麼都沒有搞清楚，怎麼可能去建設它呢？
我曾經在《黨史商鑑》中，把“精神穹宇”分解為“信念”、“文化”和“共同思想”等三大組成部分。“信念”主要指組織對成員進行抽象的、單向的、個體化的縱向影響方式，代表著組織的方向；“文化”主要指組織對成員的具體的、雙向的、表現為個體之間關係性的橫向影響方式，代表著組織的氛圍；“共同思想”則由哲學理念、資訊資料、核心技術、理性分析和行為規則等五大要素組成，代表著組織的智慧。如下圖所示：
圖3－1精神穹宇的結構
透過上圖所示不難看出，企業精神穹宇的建設，應該分為三個方面，即信念、文化和共同思想。其中，信念的部分是企業對員工的單向影響力，因此，可以透過反覆的宣講和形式多樣的詮釋來實現；共同思想的部分主要取決於企業組織經驗的積累和昇華。
難點在於“文化”這一部分，首先，因為它是民間客觀存在的，並不完全以企業的期待或片面的要求為轉移；其次，它對員工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並且會深深紮根於員工的思想深處；它非常難於察覺，更不易於把控。
縱觀國內外企業在構建精神穹宇方面的得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官方主張與民間言行“各行其是”的局面。更為普遍也更為嚴重的是，企業主張的“信念”（尤其是核心價值觀）與民間客觀存在的“文化”（審美取向和是非標準）往往相互矛盾。這是“虛偽文化”或“職場潛規則”得以滋生的根源所在。
官方主張能否有效主導民間的“文化”，直接決定了精神穹宇建設活動的成敗，但這是一個困擾企業界的全球性難題。
不妨透過辯證法的常識來進行結構化的分析。如果把這個難題當作一個矛盾的話，那麼，矛盾的一個方面是“官方主張”，另一個方面是“民間言行”。後者顯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如果能找到有效解決“民間言行（言與行！）”的辦法，這個問題就不難解決。
順著這個思路分析下去就會發現，真正使民間言行與企業主張背離的是其中的負面成分，即那些與企業的信念格格不入甚至是衝突的破壞性言行。在企業強勢倡導與其主張一致的正面言行的同時，如何有效扼制負面言行就顯得至關重要。關於這一點，可以透過本書第四章“行為座標”中“行者的羅盤”一節提出的方法來解決。
總而言之，在對精神穹宇進行結構化的“格物致知”之後，問題、目標和方法都會清晰呈現，從而在制定對策時能夠更具針對性。
沉默的大多數（1）
上個世紀30年代的江西于都縣曾經是當年中央蘇區的後方基地，中革軍委的後方辦事處、中央的後方保管處和大多數紅軍醫院都駐紮在這裡。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第一、三、五、八軍團和中央機關改編的軍委縱隊和中央縱隊共計86000多人集結于都，休整補充並作突圍前的最後準備。16日晚從山峰壩、東門、南門、西門、孟口、鯉魚、石尾、漁翁埠等8個渡口過河，歷時四五天，開始了萬里長征（當時叫戰略轉移）。為支援紅軍渡河，沿岸的老百姓幾乎把家中所有可以利用的門板、木料，甚至老人的壽材都捐獻出來，在60里長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橫跨400多米寬水面的浮橋。為避免如此大規模的夜渡活動被敵機偵察，船排工人和紅軍工兵部隊在每天下午架橋，次日凌晨即拆除。
在於都這個僅有36萬人的地方，就有6萬多人參加紅軍，10萬多人支前參戰，有史可查的烈士多達16300餘人。在戰略轉移的前夕，紅軍在這裡籌借到相當於全縣3年口糧的糧食、8�2萬斤銅、1�53萬斤白硝，安置了6000多名傷病員。
